第四章 被淹没的世纪(第1/19 页)

196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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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锁在奎克的屋外两天后，走廊的电话铃响了，我穿着睡衣跑下楼接电话。听见电话那一头问“最近怎么样，黛莉”的时候我实在太高兴了，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我期待的奎克，也不是劳里。她的声音是活下去的保证。

“辛兹!”

“你还活着吗，姑娘？”

“差不多吧。”

“我——我今天休息。你想见个面吗？”

我们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我先看到了她。辛兹一如既往地穿戴整洁，靠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石狮子上，穿着我从未见过的羊皮厚外套和一条新的牛仔喇叭裤。她看上去——很酷。她没有梳辫子，剪了新发型，开始留非洲爆炸头。我穿着厚丝袜和平底鞋，觉得自己相形见绌，羊毛围巾和帽子紧裹住我的耳朵，如同从布莱顿的书里走出来的人物。虽然如此，在这个寒冷十一月的伦敦早晨，你是不会乱穿的。

看到那么棒的辛兹，我的心激动起来。见到她的脸，见到我的朋友，我最久的朋友的时候，我意识到孤独的旅程已淹没了我。我朝辛兹走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了我，她大大张开双臂，仿佛一只不会飞的小鸟在试着拍打翅膀。

“我真的很抱歉，辛兹，”我说，“对不起，我太傻了，我搞砸了——”

“嘿，黛莉，”她说，“我结婚后离开了你，我也很抱歉。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她眨着眼睛，“我想死你了，姑娘。”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她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微笑，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我的情绪让我很尴尬——我一个成年女人，怎么能这么孩子气、这么激动？我在她身旁心脏直跳，有点意乱神迷，而她看起来也是一样，这让我更加激动了。我们穿过海军拱门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果冻，”辛兹说着，打开了她的手袋，给我一纸袋甜点，“你太瘦了，黛莉。怎么回事？”

“我太想你了。”我自嘲地说，努力证明自己仍然很坚强。她笑出声的时候，我几乎被那声音刺痛。能逗她笑实在太棒了。

“才怪，少来了。”她说。

于是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了辛兹——婚礼后跟劳里的碰面，以及那之后我们的约会——他去世的母亲和他母亲留下的画——以及奎克对那幅画格外上心且夹杂着厌恶之情。我告诉她“艾萨克·罗布尔斯”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埃德蒙·里德认定这幅画是一幅埋没已久的画，作者是一个被遗忘的天才，而奎克对此存疑，直到那晚她宣布那幅画跟艾萨克·罗布尔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辛兹对劳里的事更有兴趣，进展如何？是不是认真的——但我试着把重点放在奎克的谜团而非我自己的感情上。“最糟糕的是，辛兹，”我说，“她快要死了。”

“死？”

“癌症，她告诉我是晚期。他们没能及早发现。胰腺癌。”

“可怜的女人，”辛兹道，“听起来她好像很害怕，还邀请你去她那儿。但为什么她在快要死的时候还要担心画的事情呢？”

“这就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她好像来不及做某件事情了。我很确定这一点。”

“什么意思？”

“里德找到了1936年最早开始卖劳里那幅画的人，是一个叫哈罗德·施洛斯的艺术经纪人。”我说，“问题是，我在奎克家里发现了一封寄给奥利芙·施洛斯的信，邀请她去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

“黛莉，你在一个快死的女人家里翻箱倒柜吗？”

我连忙否认：“不是!它就在她叫我去拿的电话簿旁边。但你看——奎克还有一张给哈罗德·施洛斯的电报，日期是193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