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些题目非常引人入胜，但若写成正统小说却过分恐怖。所以纯粹的浪漫主义作家对这些题目应避而远之，如果他不想干犯众怒或是招人讨厌的话。只有得到确切而庄重的真相之认可，方能对这类题目加以适当的处理。譬如说，我们读到下列叙述时总会感到毛骨悚然，总会感到最强烈的“愉悦的痛苦”，诸如对强渡别列茨那河的叙述、对里斯本大地震的叙述、对伦敦黑死病的叙述、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叙述，或是对加尔各答土牢里那123名囚犯窒息死亡的叙述。但是，在这些叙述中，引人入胜之处正是其事实，正是其真相，正是其历史。若是作为虚构，我们就会怀着厌恶之情掩鼻而视。

我已经列出了有史记载的这几场引人注目且令人敬畏的灾难，但在这些事例中，灾难之规模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并不亚于灾难之性质。我用不着提醒读者，从人类灾难那份长长的目录中，我可以列出许多比这些大规模灾难更充满实质性痛苦的个人祸殃。其实真正的不幸，最大的悲哀，往往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最可怕最极端的痛苦总是由个体的人经受，而不是由群体的人承担，为此让我们感谢仁慈的上帝!

毫无疑问，被活埋乃是迄今为止降于人类命运的那些痛苦至极的灾难中最可怖的一种。善思者几乎都不会否认，活埋人的事一直频频发生，屡见不鲜。那些划分生与死的界线充其量是些模糊而含混的畛域。谁能说生命就在那里终结？谁能说死亡就从那里开始？我们知道有些疾病会使患者表面上的生命机能完全终止，但正确地说这些终止只能被称为中止，只是我们尚缺乏了解的那种机械运动的暂停。一段时间之后，某种神秘莫测的因素又会使那些神奇的小齿轮和具有魔力的大飞轮重新转动。银线并没有永远地松弛，金碗并未被不可修复地打破[35]。不然，在此期间灵魂寓于何处？

但除了这必然的推论，这种由因溯果的推论，除了这种推想，如此这般的原因必然导致如此这般的结果(这些假死的病例必然时常导致过早埋葬的发生)，我们还有医学上和日常经历中的直接证据来证明大量这样的活埋实际上一直在发生。如果有必要，我可以马上举出上百个有根有据的例子。一个其性质非常惊人、其细节对某些读者也许还记忆犹新的事例前不久发生在附近的巴尔的摩市，并在该市引发了一场痛苦、激烈、波及面甚广的骚动。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市民的妻子，一位很有地位的律师和国会议员的夫人，突然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此病令她的医生们完全束手无策。她在经历了极大痛苦之后而死去，或者说被断定死去。的确没人怀疑，或者说没人有理由怀疑她实际上并没有死亡。她显示了一般死亡的全部表象特征。面部呈现出通常缩陷的轮廓。嘴唇变成了通常大理石般的苍白。眼睛失去了光泽。身上没有了体温。脉搏停止了跳动。她的身体被停放了3天，已变得完全僵硬。总之，由于被人们所认为的腐烂很快发生，她的葬礼被匆匆举行。

那位女士被放进了她家族的墓窟，其后3年墓窟未曾开过。3年之后，墓窟被打开欲放一口石棺。可是，天哪!多么可怕的一场震惊等待着那位丈夫，因为正是由他在开墓门。当墓门向外打开时，一个白乎乎的物体嘎嘎作响地倒进他的怀中。原来那是他妻子的骷髅，穿着尚未腐烂的柩衣。

一场细致的调查证明，她在被放进墓穴两天之后复活。她在棺材里的挣扎使棺材从一个壁架或木架上掉了下来，棺材摔破使她能钻出。一盏无意间遗留在墓中的盛满油的灯被发现油已干涸，但油很可能是蒸发而尽。在通入墓穴的台阶之最高一级，有一大块棺材碎片，似乎她曾用此碎片敲打铁门，力图引起墓外人的注意。而也许就在她敲打之间，她由于极度的恐惧而晕厥或死亡。在她倒下之际，她的柩衣被铁门上向内凸出的部分缠住。于是她就那样挂在那里，就那样直立着腐烂干枯。

1810年，一起活埋事件发生在法国，并由此而引出了一个甚至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比小说还离奇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维克托里娜·拉福加德的小姐，一位出身名门、极其富有，而且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在她众多的追求者中有一位巴黎的穷文人，或者说穷记者，名叫朱利安·博叙埃。他的才华与厚道引起了那位女继承人的注意，他似乎已经被她真正爱上，但她与生俱来的傲慢使她决定拒绝了他的求婚，而嫁给了显赫的银行家兼外交家勒内莱先生。可那位先生婚后对她很冷淡，也许甚至还对她进行虐待。她不幸地随他生活了几年之后而夭亡，至少她当时那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使看见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她已死去。她被埋葬，但不是埋在墓窟，而是葬在她出生的那个村里一个普通的坟墓中。那位仍被深情怀念所折磨的记者悲痛欲绝，痴情地从巴黎去了那个村庄所在的偏远外省，心中怀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意图，要把他的心上人从墓中掘出，获得一缕她美丽的头发。他到达了那座坟墓。夜半时分他挖出并打开了棺材，当他正在拆散头发之时，他突然发现他的心上人睁开了眼睛。事实上那位女士是被活埋了。生命并未完全离她而去。她情人的抚弄把她从那场被误认为是死亡的昏迷中唤醒。他发疯似的把她抱回他在村里的住处。他凭着丰富的医学知识给她服用了一些很有效的补药，最后她终于完全苏醒。她认出了她的保护人。她继续和他待在一起，直到她慢慢地恢复了原有的健康。她那颗女人的心并非铁石，这爱的最后一课足以使它软化。她把那颗心交给了博叙埃。她没再回到她丈夫身边，也没让他知道她已复活，而是同她的情人一起逃到了美国。20年之后他俩重返法国，确信时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那位女士的容貌，她的朋友们不可能会认出她。可他们错了，因为勒内莱先生实际上一眼就认出了她，并提出要领回他的妻子。她抵制这一要求。法庭确认她的抵制合理。裁决认为，鉴于多年分离这一特殊情况，勒内莱先生不仅于理而且于法都已丧失了丈夫的权利。

莱比锡的《外科杂志》是一份非常权威且极有价值的期刊(但愿有某位美国书商能组织翻译并在美国出版)，该刊最近一期记载了一起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非常不幸的事件。

一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炮兵军官从一匹烈马背上被抛下，头部严重撞伤，他当场失去知觉，确诊颅骨轻微破损，但并无生命危险。开颅手术成功地完成。他被抽了血，许多常规的辅疗措施也都被采取。可渐渐地，他陷入了一种越来越令人绝望的昏迷状态，最后，他被确认为已经死亡。

当时天气暖和，他被非常草率地埋进了一个公共墓地。他下葬的那天是星期四。在随后的那个星期天，墓地和往常一样挤满了游客。中午时分，一个农民的陈述在墓地里引起了一阵骚动。那农民说当他坐在那位军官的坟头时，他清楚地感觉到了地面在颤动，好像是下面有人在挣扎。开始人们对那个农民所述并不大在意。但他显而易见的惊恐，以及他执拗地坚持他所言是真，最后终于对人群产生了自然的效果。他们匆匆寻来铁锹，匆匆挖开坟墓，那个坟墓浅得令人觉得难为情，人们只挖了几分钟就看到了被埋葬者的头部。当时从表面上看，他的确已死；但他几乎是直着身子坐在棺材里面，由于他猛烈的挣扎，棺材盖已被部分顶起。

他立即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医院宣布他还活着，尽管处于一种窒息状态。几个小时之后他苏醒过来，认出了他的朋友，并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在坟墓里的痛苦。

根据他的讲述，这一点非常清楚，在他被埋进坟墓之后陷入昏迷之前的一个多小时中，他肯定一直具有生命意识。墓坑填得草率稀松，土中有许多缝隙小孔，这样便透进了必要的空气。他听到了头顶上人群的脚步声，于是便拼命挣扎想使上面的人听见。他说，似乎正是墓地里的喧哗把他从沉睡中唤醒，可他一醒来就充分地意识到了他可怕的处境。

据记载，这名伤员在其情况好转，看来正在完全康复之际，却成了骗人的医学实验的牺牲品。电流疗法被采用，他在电流意外引起的一阵再度昏迷中突然死亡。

不过说到电流疗法，倒使我回想起了一个众所周知、非常离奇的活埋事例，在这一事例中，电流的作用使伦敦被埋葬了两天的青年律师恢复了生气。这事发生在1831年，当时在消息所到之处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患者爱德华·斯特普尔顿先生明显死亡于斑疹伤寒，伴随着一种令他的医生们感到好奇的异常症状。由于他表面上已死亡，医生向他的亲友提出验尸的要求，但要求被拒绝。正如这种拒绝后面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样，那些医生决定悄悄地掘出尸体进行从容的解剖。他们与遍布伦敦的许多盗尸团伙中的一个达成的协议被轻而易举地履行。在那个葬礼后的第三天晚上，指定的那具尸体从一个8英尺深的墓坑里被挖了出来，放进了一家私人医院的解剖室。

一个长长的切口在腹部切开，尸体毫无腐烂迹象使解剖者想到了使用流电池。从一次接一次的通电实验中，解剖者除了通常的结果没发现任何特异之处，只是有那么一两次，尸体的抽搐比一般抽搐更显得有生命的迹象。

夜已晚，天将明。解剖者终于认为最好是马上继续进行解剖。但有一名医科学生极想试验一下他自己的一项理论，坚持要给一块胸肌通电。胸腔被草率地切开，电线被匆匆接上，这时那名病人突然以一种急促但绝非抽搐的动作从解剖台上一跃而起，走到解剖室中央，不安地环顾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说话。他所说的话很难听懂，但吐出的是字句，音节很清楚。说完话，他重重地倒在了地板上。

开始一会儿解剖室里的人全被吓得目瞪口呆，但情况之紧急使他们很快恢复了镇静。他们发现斯特普尔顿先生还活着，尽管处于昏迷之中。经过一番抢救他苏醒过来，并且迅速地恢复了健康，回到了他的朋友之中。不过一开始并没有让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复活，直到不再担心他旧病复发。他朋友们那番又惊又喜读者可以想象。

然而这一事件最惊人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斯先生自己的陈述之中。他宣称他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他迟钝而惶惑地意识到了发生于他的每一件事，从医生宣布他死亡那一刻到他昏倒在那家医院地板上之时。当他认出解剖室后竭尽全力说出而没人听懂的字句，原来是“我还活着”。

诸如此类的故事可以轻易地讲出许多，但我不准备再讲，因为我们实在没必要这样来证明过早埋葬之发生这一事实。当我们从这种事例中想到，我们能察觉这种事发生的机会是多么难得，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事可能在不为我们察觉的情况下频频发生。事实上，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大到什么规模，当人们占用一块墓地时，几乎无不发现有骷髅保持着各种各样令人顿生疑惧的姿势。

这种疑惧的确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那种厄运!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没有任何经历能像被活埋那样可怕地使灵与肉之痛苦达到极至。不堪忍受的肺的压迫，令人窒息的湿土的气味，裹尸布在身上的缠绕，狭窄的棺材紧紧的包围，那绝对之夜的深深黑暗，那犹如大海深处的寂然无声，还有那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其存在的征服一切的虫豸；所有这些感觉，加之想到头顶上的空气和青草，忆及那些一旦获悉我们的厄运便会飞身前来拯救我们的好友，意识到他们绝不可能知道这种灾难，意识到我们的绝望才是那种真正的死亡；所有这些思维，如我所言，给尚在跳动的心带来一种骇人听闻和无法忍受的恐怖，而这种恐怖定会使最大胆的想象力也退避三舍。我们不知道地面上有什么能使人那样极度痛苦。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出那冥冥地狱一半的恐怖。因此所有关于这一题目的叙述都能引人入胜，不过由于人们对这一题目本身有一种神圣的敬畏，这种引人入胜就特别理所当然地依赖于我们对所讲之事的真实性之确信。而我现在所要讲的是我自己的实际感知，是我自己纯粹的亲身经历。

多年来我一直被一种怪病缠身，因无更确切的病名，医生们一致称它为强直性昏厥。尽管此症的直接原因、诱发原因乃至其真正的病理特征都还是一些未解之谜，但其显而易见的表面特征人们已相当熟悉。此症的发病情况尤其变化不定。有时病人只在一天或更短的时间内处于一种异常的昏迷状况。他没有知觉而且一动不动，但心跳还能被略略感知，身上仍保持着微微体温，脸颊中央尚残留淡淡血色；若把一面镜子凑到他嘴边，我们还能察觉到一种迟钝的、不匀的、游移的肺部活动。但有时这种昏迷的时间会延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时连最细致的观察和最严密的医学测试都无法确定昏迷者的状态和我们认为的绝对死亡这两者之间有何实质性的区别。通常，昏迷者幸免于被过早埋葬仅仅是凭着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以前发作过强直性昏厥，凭着他们因此而产生的怀疑，尤其是凭着他的身体没有腐烂的迹象。幸运的是，这种疾病的发展是由轻到重。第一次发作虽然引人注目，但症状并不明确。其后的发作一次比一次明显，昏迷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更长。免于被埋葬的主要保障即在于此。那些第一次发作就意外地显示出极端症状的不幸者，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活着送进坟墓。

我的症状和医书里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有时，我会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渐渐陷入一种半昏厥或半昏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痛苦，不能动弹，或严格地说不能思想，却有一种朦胧的生命意识，能模模糊糊地感到我床头那些人的存在。我会一直保持那种状态，直到发病期的那个转折点使我突然恢复全部知觉。在另一些时候，该病会猛然向我袭来，我马上感到恶心、麻木、发抖、眩晕，并一下子倒下。然后是一连几个星期的空茫、黑暗和沉寂，整个世界一片虚无。彻底的湮灭感无以复加。然而，从这后一种昏迷中，我的苏醒之缓慢却与发作之突然成正比。就像白昼降临于一个无友可投、无房可居、在漫长孤寂的冬夜漫步于街头的乞丐一样，那么缓慢，那么慵懒，那么令人愉快，灵魂之光重返于我。

除了这种昏迷的倾向，我总的健康状况似乎良好。我也没能察觉到这一普通的疾病对我的健康有任何影响，除非真可以把我日常睡眠中的一个特异之处视为其并发症。从睡眠中醒来之时，我从来不能够一下子就完全神志清醒，而总是一连好几分钟陷在恍恍惚惚和茫然困惑之中，思维能力基本上停止，记忆力则完全是一片空白。

在我所有的感受之中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却有一种无限的精神上的悲伤。我的想象力变得阴森恐怖。我说起“虫豸、坟墓和墓志铭”。我沉浸于死亡的幻想，而被过早埋葬的念头始终占据着我的脑海。我所面临的那种可怕的危险日夜缠绕着我。白天，沉思的痛苦令我不堪忍受；夜晚，冥想的折磨更是无以复加。当狰狞的黑暗笼罩大地，我怀着担忧的恐惧瑟瑟发抖，就像柩车上的羽饰瑟瑟颤抖。当天性再也不能支撑着不眠，我总要挣扎一番才被迫入睡，因为一想到醒来时说不定我会发现自己在坟墓中，我就禁不住不寒而栗。而当我终于进入睡眠，那也不过是一下子冲进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的上空，那个支配一切的阴沉的念头正张着它巨大的、漆黑的、遮天蔽日的翅膀在高高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