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战争边缘政策

不是每个欧洲人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都如梦游般等着堕入圣经中提过的世界末日大决战。1899年，波兰银行家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曾在他的著作《是否战争现已不可能》中预言，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将变成持久战和堑壕战。在英国，担任现代新闻业创始人诺斯克里夫（Northcliffe）勋爵旗下某报纸主编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他的《大幻觉》（1910）一书中，建议欧洲各国参考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的大英帝国邦联模式——这种联合模式能保证“贸易自由”，可以作为解决当下“国际问题”的办法。在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比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危险，并提出深谋远虑的规避办法。

拉特瑙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实际上，他又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是技术官僚、预言家、倡导新古典主义理性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不愿意当犹太人的犹太裔德国公民；他还是普鲁士爱国主义者、架设全欧电网的设计师——他认为此举能使大战胎死腹中并沦为废物。他存世的作品集和书信集合成数卷，其中详细记述了他管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二事——这个他父亲留下的工业帝国经过了不懈的技术革新与扩张。

他对德国的旧政体既憎恨又崇敬。他既想脱离这个政权，同时又想成为它的一分子。拉特瑙想象中的未来欧洲是一个由大小民主制工业国家组成的欧洲联合体，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通用电气公司铺设的电气网络系统。不过，这种愿景与欧洲各国盛行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背道而驰。预感到欧洲1914年即将爆发的大战，拉特瑙绝望地写道：

无论我看哪里，映入我眼帘的都是乌云。当我走在傍晚的柏林街道上时，我看到它们；当我见识到狂热富人们表现出傲慢无礼时，我看到它们；当我听到空洞的夸夸其谈或伪日耳曼主义的排外时，我看到它们。这是个病态的时代，军人地位至上，外交官们扬扬自得。德意志现在遭遇的一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尽管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拉特瑙却选择学习电气化学，因为他深知，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即将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所取代。这个让“机器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不仅将人类从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且允许现代管理办法和银行业参与优化生产与分配。在1899年，他进入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负责处理发电厂的建设和资金问题，同时促成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主导的全欧性电气网络建设。到1900年电气行业普遍遭遇产能过剩时，他趁机大力推进行业重组。比起发展工业，他更相信那些无所不包的宏伟事业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普鲁士人民的好儿郎，也成为列宁的指路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民族国家那种狭隘模式不适合这种强调理性的“国家大联合”——拉特瑙这位爱国主义者以平淡的语气道出了这个冷冰冰的真相。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德国要在金融和工业上超越欧陆各国，赢得经济霸主地位。如果德国的工业发展优势能和平并令人心悦诚服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开战则显得多余。因此，拉特瑙的工业发展理念并非狭隘地拘泥于其他人对市场垄断与利润的着迷，而是更看重资源配置和效率。

他认为，各国工业释放的巨大能量如不能得到组织网络与平衡体系的合理整合，那么必将毁掉彼此。1912年，当大英帝国总参谋部与法国总参谋部已经就在法国北部迎击德国未来的进攻达成一致、俄国在不断扩充自己庞大的军队时，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匆匆赶到柏林却铩羽而归，未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拉特瑙则主张各国停止军火采购、限制军费开支，并设立国际审计法院来监督这一切，同时按照人口比例缩减现有陆军人数。1913年12月，他延伸了自己规划的欧洲政治——经济框架以便赢得持久和平：

各国贸易政策应协调一致，由此造成的企业损失必将获得补偿；各国关税应予以撤销，因此造成的税收损失必将获得补偿。这样做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媲美、超越美国的欧洲经济联合体。在这个体系下，各个成员国的发展不会落后、不会停滞也不会低效，各民族间的仇恨也将随之消散……假如欧洲的经济能够融合——这已经比我们预想的要快，那么政治也必将融合。这还不算是全世界和平、不算是全世界裁军，当然也不算是冲突终结。但是，这却有助于消除各国的彼此对抗、节省各国国力，也有助于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理想。

然而，他的肺腑之言在欧洲的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因为他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尚在襁褓之中。欧洲现在一方面被广泛的经济乐观主义所驱动，另一方面又被深深的战略悲观主义所压抑。“这不算什么”，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垂死之际不断重复这句话。他被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这个塞尔维亚青年是“波斯尼亚青年党”（Mlada Bosna）成员，而这一行动是泛塞尔维亚主义秘密帮派——黑手党（the Black Hand）一手策划的，并随即受到塞尔维亚秘密服务组织的资助。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子弹无情地击中了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六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爆发。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指出，这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改变了一切：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两性关系、诗歌和音乐、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想象、人类的灵魂。引用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战壕回忆录的标题来形容这场大战，便是《向一切告别》。

战争已经在欧洲徘徊了几十年并且从未离开，欧洲各国的头目们按部就班地滑向大战边缘，而不是竭力阻止大战的爆发。欧洲旧政治精英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工业和金融相辅相成的道理、认为战争可以大赚一笔的想法此刻得以发挥作用，不过，跟每个国家在战争爆发中所必将失去的一切相比又是那么不值一提。

战争显然是荒唐的，不过还是降临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混乱、无能和盲目也在情理之中。奥匈帝国的将军们已经被自负和渴望冲昏了头脑，认为只有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速胜才能挽救大厦将倾的君主制，不管这会不会遭受俄国人在东线的致命打击。

在沙皇签署动员令后，庞大的俄国军队便动员起来。沙皇说道：“这是人民的愿望。”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签署这项命令，那么沙皇政权可能危在旦夕，因为泛斯拉夫主义蠢蠢欲动；而如果他签署的话，也许会天降奇迹，这个政教合一的罗曼诺夫王朝将得到拯救。法国著名外交官儒勒·康邦（Jules Cambon）深知，法国为了维持法俄联盟将不得不应战，虽然法国出于切身利益并不值得为俄国的巴尔干利益冒险。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在第一轮交战结束后，剩下的一切就只能“听天由命”。德皇虽然经常大放厥词，但也曾提议一旦德国突然陷入东西两线的作战态势，德军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法国在西线的攻击。不过，他的总参谋长却告诫他，这么做会导致德国一支建制完整的军队都没有，而只剩一堆残兵败将。

一系列事件随着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迅速演变成1914年8月的炮火。人类不可阻挡的愚蠢，令人回想起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叔祖父——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一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战争的描写：

导致这些民族和国家灭亡的既非盲从也非无知，而是不久前他们全然不考虑自己行进的方向。鞭策他们的只是内心深处无尽的欲望，而那些欲望既是先天使然又受到后天熏染，驱使着人们义无反顾地向前冲，直至他们耗尽身体的能量。幸运儿是那些能控制自己的人。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毁灭，不过，他们还是照旧选择义无反顾。

奥地利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大战初期的场景，这无疑再现了兰克曾经描述过的一切：“那场战争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认为那场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战前40年积聚起来的内在力量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量势必演变成一场剧烈的爆发。”

当然，奥匈帝国不也可以用其他大公们来接替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那位，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前进吗？这个庞大且民族成分混杂的帝国可以侥幸发动一场不论规模大小的战争，只因为害怕自己治下的各民族会发表独立声明，打破这个由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组合而成的本就不牢固的平衡；因为民族主义理想必须直面凌驾于这个王朝之上的精英阶层、官僚阶层、军官阶层和贵族阶层。一方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并未被德国人视为德奥同盟的朋友，他的死亡被公认为“无足轻重”，一位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如此说。但是，另一方面，塞尔维亚族人的刺杀不单单是一场冷血的毫无意义的谋杀。这是公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挑衅，乃至对它虚弱的嘲讽。因此，奥地利必须有所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不过，无论奥地利外交官和将军们怎样打算，德国国家利益现在已然受到了威胁。而且，对于多瑙河畔的奥匈帝国来说，德国才是它指望得上的可靠盟友——另一个盟友意大利是绝不敢出来迎击把持地中海制海权的大国们的。

奥地利要么向塞尔维亚政府表现政治上的谦卑，那么事情可以解决；要么主动来一场逼迫塞尔维亚屈服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那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威廉二世赞许地在维也纳递来的战书空白处如此挥笔：“要么现在开打，要么永远不打”，“塞尔维亚必须退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但是，如果这些外交战略失败，同时俄国也向德奥两国宣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这场战争不由德国挑起，而由奥地利来挑起。因为如果由德国挑起，奥地利人不可能如约履行他们的义务。战事升级的可能性仍不能被忽视或者排除，但只要前两阶段的战役目标能够从容不迫地完成，那么剩下的任务就可以听天由命。不过，局势却被“施里芬计划”弄得恶化了，因为在作战细节上，德国不可能先进攻俄国再进攻法国，所以奥地利一直有一种疑惑，即将由谁单独承担东线的战事。不过，奥地利人不知道，鉴于德国对西线的闪击计划，必须由他们单独承受俄国人的猛攻，并且他们得不到德国的任何援兵。此外，要是他们不能收买意大利加入联盟的话，那么奥地利也将陷入东、南两线作战的绝境。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过后，俄国秘密警察（Ochrana）不断散播所有斯拉夫兄弟要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口号。然而，此时德国政府则向奥地利人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力挺奥地利，这完全背离了俾斯麦的政治智慧。德国现在鼓动奥地利人冲杀在前，并依靠奥地利人陈腐的外交机制来践行这一切，意味着德国的生死存亡现在不由自己的利益左右，而由奥地利的利益所左右。

虽然一年前欧洲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制止了1912—1913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的继续恶化，但是在战前的三阶段未能出现任何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在第一阶段，各国普遍未能意识到当前的危机有可能恶化为世界大战。在第二阶段，关键战略部署已被同盟国和协约国开打后如何维持两大阵营内部的凝聚力、保障阵营中最弱的成员——奥地利和俄国的考量所取代。在第三阶段，俄国正在快速进行军事动员。

德国人越来越濒临绝境。因为他们意识到奥地利的外交进展非常缓慢，以致未能在俄国采取军事动员之前先发制人，而且对被他们轻视的塞尔维亚政府造成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但是，正如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坚信的一样，胜利尚存一线希望，因为沙皇会收回成命、法国会提出议和，这样一来，协约国集团便不攻自破。英国虽然在协约国集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已被国内的爱尔兰内战弄得自顾不暇，英国内阁甚至未能通过开战议案，因此，德国还有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然而，德国开启的大战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因为各大列强都相信，这场世界大战早晚都会爆发，而他们只需花精力寻找良好的开战时机并维持他们的联盟体系，而非维护世界和平。因此，这两大不以阻止战争爆发为己任的集团让世界大战变得无法避免。最终，每个小成员国都抱着防御的姿态，跟在那些发起主动进攻的大成员国后面。彼时还是青年军官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很快被抽调到血腥的凡尔登战场。30年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这样的总结：他称其为“欧洲在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