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欧洲：和平不保

“这才是欧洲的和平”——19世纪头30年的英国政治家曾这样形容他们心仪的欧洲大陆均势，不过这种均势很快被1830年和18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从那以后，欧洲诸国的权力与法统基础开始受到动摇。

各国统治阶级必须努力证明他们不是倚靠世袭血统，而是依靠他们在纷乱国际局势下的治国之能而存在，这体现在为百姓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以及发展近代工业来满足社会需求上。急剧膨胀的人口与迅速推进的工业步伐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原料、开拓更多的销售市场。从英国布里斯托尔湾一直到波兰维斯瓦河口沼泽区，各国统治者普遍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政府要不停歇地向前奋斗，以求受到内部阶级斗争以及外部市场竞争而波动的社会实现和谐与稳定。德国也不例外。

1871年，英国政府忐忑不安地发现，欧洲大陆均势已因德国打败法国而被无情地打乱。在德法激战正酣之际，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对过去十年里欧洲大陆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所称的“德意志革命”揭示出德意志的所作所为，挑战了大英帝国对欧洲的一向主导，也打破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制衡。

迪斯雷利能准确预见未来形势，但是随后的历届英国政府包括他本人对新德意志的看法都过于乐观。获授比孔斯菲尔德勋爵并出任英国首相后，迪斯雷利在1878年出席重建巴尔干秩序的柏林会议时，对俾斯麦的忙前忙后表示感谢，俾斯麦也回敬道：“这位犹太裔长者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彼时英国政府陷于与逼近印度的俄国在中亚的博弈中，而且还在非洲问题上与法国纠缠不休，不过，德国的居中斡旋使列强在1884年于柏林举行的瓜分非洲会议上得以划分彼此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尽管存在这些合作，俾斯麦和他的英国对手们却从未达成足够多的共识，以实现形式上的和解。俾斯麦竭力阻止他所担忧的“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其间英国资产阶级实现对英国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改造）在德国的出现。对俾斯麦以及他所出身的阶级而言，议会制政府在含义上便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他们把议会固执地看作是分裂、虚弱、无力组织国家力量的化身。德国暴露在欧洲的中央，而其最终控制权又握在一个军事专制政府手中。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权结构大相径庭，英德两国的默默合作在俾斯麦治下及其身后数年都进展顺利。德国霍亨索伦皇室与英国汉诺威王室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形式上保障了德英两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合作。维多利亚女王这位“欧洲人的祖母”，也是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的外祖母。

1890年俾斯麦不得不离开首相府时，法国和俄国正在酝酿双方在商贸和军事上的联盟，法国金融资本准备为德国撤资后而资金枯竭的俄国工业投资——一定程度上拜俾斯麦的外交干预所赐。法国军火工业也打算向俄国军队提供先进武器。俄国军官们在巴黎尽情地欢娱，双方海军舰队也频繁出没于法国勒阿弗尔和俄国圣彼得堡港口之间——这是俾斯麦一直担忧的“噩梦”。因为俄法两国已经开始对德国西部战略屏障以及奥匈帝国在近东的存在构成威胁。此刻，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急需同大英帝国维持非正式同盟关系。但是，实现这一战略协作的首要前提在于：德国继续奉行普鲁士限制海军发展的传统。德意志海军曾在1848年革命岁月成为德国民族意识的表达形式，然而革命被镇压后，其间建造的几艘战船却被白白地拍卖掉了。陆军仍然被皇帝牢牢掌握在手中，只有海军能用来代表中间阶层和商贸的雄心壮志。相比于普鲁士容克贵族子弟曾经只能在波兰和法国两个邻国战场浴血苦战，他们寄望海军能向更遥远的地方开疆拓土。波茨坦兵营的步兵和骑兵军官们只把海军看作一件属于踌躇满志的官僚和暴发户们的昂贵的烧钱机器。对俾斯麦而言，那几艘飘扬着帝国黑白红旗帜的军舰也不过是用来展示国旗和运送军队的。为了昭示这种重视陆军、轻视海军的传统，他特地任命一位陆军将领担任海军司令。不过好景不长，怀揣建设强大海军梦想的威廉二世登基，急欲挑战他的英国国王表弟，而且想尽可能把他们比下去，于是一切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威廉二世对大不列颠抱着一种既羡慕又忌妒的心态，既对这个帝国的广大殖民地羡慕不已，又对其尤为引以为傲的皇家海军十分嫉妒。在一年一度地造访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基地旁的考斯港时，他便亲眼见识到这支海军的宏伟。他就像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一样，坚信德国要想扩张全球贸易必须拥有一支游弋于大海的舰队。英国银行家、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好友厄恩斯特·卡塞尔爵士（Ernst Cassel）和掌管德国至北美航线的汉堡商人、德国皇帝的座上宾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比谁都清楚航运业的重要性，并努力劝说英德两国不要鲁莽而要冷静，但却归于失败。一种风行的说法认为这是英国出于自由贸易上的一己私利，尽管英国在德国已经奉行贸易保守主义很久之后依然坚持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当时人们在军舰设计与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直接刺激了海军扩张的需求：鱼雷、蒸汽轮机，装甲防护更厚实，舰炮威力更猛烈，瞄准仪更精准，潜水艇即将面世，燃油取代煤炭成为燃料。这些技术条件难道没有赋予德国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夺取英国皇家海军海上霸权的机会吗？

一位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海军舰长名叫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出生于北德一户虽普通但也不甘人后的中间阶层的人家，受命为德皇设计了一套海战方案，能够逼迫英国舰队在大英帝国最易受攻击的地方——不列颠群岛海域附近与德国海军进行战略决战。这套战略计划遭到传统容克贵族们出自本能的反对，因为他们非常担心俄法两国业已结成强大联盟。然而，德皇深信此举不单能够威慑英国海军诸将，更有利于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因为推行德国“大国战略”而树立的美好未来能迎合他们的妄想并俘获他们的忠心。威廉二世被视为绰号“军曹国王”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及其子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的后继者，想要像他们一样成为普鲁士伟大历史上的又一位大英雄。陆军认为现在将资金大部分用于海军扩充不合时宜，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但是，陆军不能理解那种夺取海外殖民地的狂热，也不能理解发展海军对德国广大中间阶层百姓的象征意义。

德国人扩充海军的狂热很大程度上是被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所引发的。列强争夺非洲的混乱在1882年便已出现，大英帝国通过买断大部分股权的办法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在形式上据有了埃及。其他欧洲列强也纷纷效仿，企图在非洲大捞一笔。对此，俾斯麦表现得出奇冷静。一天，某个殖民冒险者跑来劝说他，指出德国必须追随英法的脚步，提出德国自己对非洲的诉求。“你展示的非洲地图很诱人，”俾斯麦说道，“但是德国西边有法国、东边有俄国，身处两面夹击之中，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尽管如此，媒体和民众的压力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已被非洲巨额财富正翘首待德国探险家和商旅开发的幻想驱使，而既然德意志土地上的移民趋势不能被遏制，那么还不如让他们移民到德国的殖民地。

虽然极不情愿，俾斯麦还是同意让帝国预算拨出一点钱来资助几个航运公司，只为让帝国旗帜能够在种植茶叶和咖啡的坦噶尼喀、已探明钻石和其他有价矿产的西南非升起。不过，俾斯麦始终不敢忘记德国置身欧洲大陆中央的政治格局下的危险。因此，他尽一切可能让法国人陷于非洲和亚洲的泥潭而分身乏术，以便使法国人民经不住西非阿特拉斯山脉以及印度支那稻米的诱惑，从而忘掉阿尔萨斯曾经美丽的蓝色孚日山脉。俾斯麦更愿意用东非桑给巴尔岛换回英国控制的北海黑尔戈兰岛，而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帮他实现了这一交易。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俾斯麦早已厌倦同大英帝国在殖民问题上喋喋不休，甚至打算放弃德国所占据的全部殖民地，收取一马克的象征性租金，让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去主导殖民事务，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呜呼哀哉，这最终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因为殖民派的势力实在是太大，而百姓狂热的殖民地占有欲又太强。

所以，德意志帝国经历了推行战略收缩的卡普里维首相的短暂执政后，继续在南非、在中国海岸插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因为就连最狂热的殖民分子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帝国繁荣的未来必须依靠不拘一格地推行帝国主义——占有贸易航线，掌握各种战略资源及珍贵物资，例如石油、剑麻和橡胶，把持海外销售市场。在这场争夺殖民地的饕餮盛宴中，英国侵略主义、法国沙文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已不分伯仲，俄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美国正纷至沓来，而荷兰、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些老牌殖民国家早在16世纪便拥有了大片殖民地。在1897年的一场收获雷鸣般掌声的议会演讲中，时任外交大臣、未来的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提出了德国必须拥有“阳光下的地盘”。德国需要的不是一块柏林蒂尔加滕公园那样的野餐地点——柏林版的“海德公园”，而是无数的海外殖民地，在那儿可以赚到钱、赢得自己的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任何一个口头上拒绝殖民诱惑的德国政府也还是需要想尽一切办法维系国家发展的，就连置身权力巅峰的俾斯麦也无法彻底拒绝殖民活动，尽管他认为殖民行动危险而麻烦。但是，帝国的继任首相们——1894—1900年在位的年逾古稀、无法堪当大任的亲王霍恩洛厄，1900—1909年在位的男爵、后晋升侯爵和亲王、因极善变被人讥讽为“鳗鱼”的比洛首相——无一例外是失败的首相。他们全都由皇帝任命，而皇帝这么做有利于独享推行“世界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名望和荣耀。他幻想着通过新专制主义和个人魅力式独裁的完美结合，可以带领德国冲破近代工业社会纷繁的阻碍。对威廉二世而言，整个德国不过是一件上帝为他创造、用来取悦他的巨型玩具。当然，在一个充满各种尔虞我诈的利益集团以及野心勃勃、争风吃醋的政党的政治体制下，他的这种想法是永远不会有效的，并且只得在他丑态百出后结束，沦为可悲的笑柄。

强盛海军舰队和各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一朝成真，反而冥冥之中导致它成为势不可当的真理，不仅促成海外殖民扩张国策的出台，而且使得国民对此毫不反对。整个帝国的希望——提尔皮茨上将现在出任海军大臣，位居帝国高级决策层，也会贿赂记者为政府的帝国主义国策唱赞歌，聘请教授为政府的“世界政策”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来的民主主义笃信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6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痛陈，如果说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是一场年轻气盛的冲动，那么此时此地发生的这场全民性“新大国政治”运动的冲动则远胜于彼。得到帝国海军部秘密赞助的庞大宣传机器——“德意志海军协会”不停地煽动人们。就连帝国议会反对派议员们也被施以高压，不得不转而投票支持海军扩建计划，因为自从1900年英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建造一艘艘新型无畏级战列舰后，德国海军急需弥补战略上显而易见的颓势。

从来没有哪一项大政方针比把德国打造成一艘战舰得到的拥护更广泛、得到的支持更热情。这种介于民主主义和煽动主义边缘领域的思潮得到各色利益群体的普遍支持。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连旧贵族容克地主们也甘愿为了海军大计而重回农业保护主义，这一切在普鲁士邦财政大臣约翰内斯·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设计的高农业关税上得到充分体现。容克地主们尽管业已接受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各种新事物，但是他们赖以发迹的庄园早已被自己败光，只能以轻蔑的眼神旁观城市里那些突然富起来的“杰出商人”——一项政府授予那些有钱人、热心公益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荣誉。那些人享受着官方所授爵位、占有可观财富并获得百姓尊重，而且现在居然可以随便选一位贵族子弟做女婿。在这种心理失衡的影响下，容克地主们自然偏爱这种重视农业的保护主义回归。他们认可这项交易，也欢迎政府出面阻止农业的持续衰落。

蔚蓝色的100元帝国马克上印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日耳曼尼亚姑娘，她戴着象征商业和工业的徽章，坐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遥望着一支冒着滚滚煤烟、全速前进的舰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富裕家庭的少男少女们会将水手服作为周末出行的最好着装，那个年代的任何一张家庭合影都少不了一位穿着海军制服的家人。海军扩充计划也扩大了各类大型军火企业的用工需求，例如埃森的克虏伯公司（Krupp），同时展现了德国现代化的工艺——主要在光学与电气制造方面。一项向香槟酒征收的特别税也被采纳，用来支援海军建设——这项特别税延续至今。

相较于英国，德国是一个工业后发国家。但是，在19世纪后叶的几十年里，德国工业迅速迎头赶上，并于1900年超越除美国外的所有早期竞争国家。德国大型企业可以借助国立技术大学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将科技助力打造成企业发展的基石。而且，德国公司无论大小，也不会像英国对手那样沉湎于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提供的专属市场；他们会更重视市场营销，更愿意为员工的培训投资，更善于运用规模经济的原理。基础研发和实践推广相结合是德国企业的独特优势，而其规模庞大、功能齐全的银行业的跨国经营也早已解决前期发展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

钢铁产量曾经是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的晴雨表。德国的钢铁产量从1880年的410万吨上涨到1900年的630万吨至1913年的1760万吨。英国则远远落后于德国：其钢铁产量从1880年的800万吨下跌到1900年的500万吨至1913年的770万吨。美国的钢铁产量也不容忽视：从1880年的930万吨上涨到1900年的1030万吨至1913年的3180万吨。相比而言，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产量则显得微不足道。能源消耗量也是彰显工业实力的晴雨表。德国在1880年的能源消耗量只有英国的一半，而到1913年两国的能源消耗量则相差无几。按照就业人口、投资和产值来算，在工业发展潜能总量上，德国在1913年已经超越英国，而美国是冉冉升起的世界一极。三国指数比较的结果为：美国298.1，德国137.7，英国127.2。

各国的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排名却与工业指数的排名大相径庭。截至1880年，德国常备步兵、水兵42.5万，而俄国有79.1万，法国有54.3万，英国有36.7万。到1910年，德国常备兵力增长至69.4万，法国人口少，兵力却达到惊人的76.9万，英国为57.1万，美国为12.7万。在海军吨位方面，英国依旧保持传统的老大地位，但是其他国家与之的差距明显缩小：1880年德国海军吨位总计8.8万吨，英国则为65万吨，法国为2.7万吨，俄国为20万吨，美国为16.9万吨。到1910年，德国海军吨位增至96.4万吨，而英国也增至217.4万吨，法国增至72.5万吨，美国增至82.4万吨，日本增至49.6万吨。言下之意，德国的钢铁产量虽然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尽管海军大臣提尔皮茨1897年便启动了雄心勃勃的长期造舰计划，海军舰船也确实得到了快速扩充，但最终也只勉强达到英国海军吨位的40%。

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1899—1902）的泥潭中时，英国外交部急欲同英王的“德国小弟”结盟，然而德皇却迫于激愤的民意未能强行推动这一盟约。英国转而在1904年与法国缔结《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 ），结束了自己一向奉行的外交与战略孤立政策。起初，这一协约用于解决英法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纠纷，如两国为埃及南部而发生冲突的法绍达事件，不过这项《友好协约》很快演变成遏制德国扩张的武器。英国领导人早就表现出他们在维系欧洲均势方面的无能为力和半推半就，现在却主动带领英国卷入欧洲大陆联盟体系，将他们拼命维持的大英帝国不知不觉地推入火坑。这对英国、德国来说都是悲剧。

德国领导人还远未有什么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规划，但是英国和法国却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项总体战计划。在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收紧了对北非的控制，威廉二世却派遣一支特遣舰队远赴摩洛哥丹吉尔港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他想要提醒法国人，德国现在很强大，而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惨败后非常虚弱，因此法国人最好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殖民地作为补偿。在随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的确满意地得到了一部分法属非洲殖民地，不过代价却是协约国集团的加速形成。1907年，英俄两国就远东利益以及伊朗、阿富汗问题达成和解，暂时停止英俄两国对中亚的“大博弈”，俄国因而成为协约国的一员。英法俄“三国协约”无疑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对德国的钳制，而德国政府和百姓对这个所谓的“包围圈”气愤不已。无论从军事理论上还是从传统欧洲外交角度上评判，这个包围圈都是不明智的。不过，德国外交却强硬地回应：“凭借德国的强大国力，德国人民感觉不需要任何联盟，也没必要迁就任何一方。”正如英国史学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所说，协约国是否建立过针对德国的“包围圈”是有待商榷的。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则在其著作《俾斯麦之欧洲秩序的衰落》中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法俄两国的外交政策自19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趋同，他们都意图改变欧洲格局的现状，推翻因1871年德国诞生、哈布斯堡王朝衰落而出现的欧洲新秩序。刀锋直指同盟国集团的协约国集团形成，并最终打破了欧洲均势，欧洲格局因此难以风平浪静。另外，在同盟国内部，奥匈帝国一向孱弱不堪，而协约国内部，被国内革命弄得心力交瘁的俄国也难当大任。因此，两大对立阵营都不约而同地希望尽早开战而不是推迟战争，担心某个成员国可能会在大战爆发前便撑不住而草草地崩溃了。

欧洲的战场如果照历史惯例由大国主导的话，那么法国、俄国走到一起便有悖历史惯例，德国海军的过分扩充也有悖历史惯例。假如欧洲只存在英国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那么在海战方面协约国必赢而德国必输。但是，鱼雷艇和潜水艇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海战的天平。德国海军部因此专注于建造此类新型舰只，因为这些舰只让德国有以弱胜强的机会。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幻想德国会慑于力量此消彼长而愿意签署一项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但是，霍尔丹在柏林却只收获了提尔皮茨和德皇的顽固拒绝：德国人民已为此付出太多期望和金钱，导致他二人无法回头抑或承认失败。限制海军军备的设想因此泡汤，阻止战争灾难发生的唯一机会被白白浪费，这也是几十年里最佳的机会。

德国的战略已经因海军军备竞赛的失败而进入死胡同。不过，德国尚且可以通过选择重拾俾斯麦政治智慧来挽回自信和安全。德国本可以通过同英国缔结一纸限制军备开支的条约或者单方面限制军备便在策略上瓦解协约国集团。甚至那时的德皇也会不遗余力地拉拢他的俄国沙皇表亲，他们在会晤时会互换喜爱的制服并相互祝酒——一套是“大西洋海军上将服”，另一套是“太平洋海军上将服”。不管怎么样，1914年前的欧洲并不是只有灾难这一条路可走；一切绝不是令人绝望和沮丧的。那时，德国和英国不仅通过一场在伦敦召开的外交会议合作阻止了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继续，而且就如何分割葡萄牙殖民地以偿还葡萄牙外债达成一项协议。对土耳其的争夺获得圆满解决，一套将俄国排挤出去的方案出炉，其中英国负责海上事宜，德国负责陆上事宜。德国的陆上动作主要表现为由德意志银行提供资金、德国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负责建造的战略性铁路——巴格达铁路。这是一条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波斯湾和红海相连的铁路。这条铁路未能竣工，多条路段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而剩下的残垣断壁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

这是一个战略上可进可退、可西可东的年代，并非必须上演一出集体迈进地狱之门的悲剧。不过，面对这包围圈，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却焦躁不安，尽管他们做出了军事上的应对，但是却毫无外交逻辑，而最终带领德国踏上不归路。在那个年代的传奇人物，陆军老元帅毛奇伯爵的指挥下，德国统一战争顺利完成，在以后的德军作战计划中，法国便是首要敌人。俄国则一直是政府的盟友，即便普鲁士从未放松对东边的警惕。不过，好在在德军旧的作战方案中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被整齐地分割开来，这样反而在德军陷入被动时给德国决策层留下战略的回旋余地。

然而，随着1900年后战列舰的下水，德国的战略思想开始走向另一条不归路。19世纪最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法俄军事联盟现在已经坐实，这体现在两国的军事交流以及俄国向法国公司采购军火上。法国金融资本持续地向资金匮乏的俄国提供贷款，并广泛投资其工业（赚取的利率比正常利率高1个百分点）。沙皇俄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加起来的军队实力已远远超过德意志帝国。有鉴于此，德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断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德国将不得不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两大敌国——俄国与法国的夹攻。

所谓的“施里芬计划”不过是一项未留任何余地的作战方案，其中尽显纸上谈兵式的官僚们的短浅目光，因而只会失败。难道老毛奇没教导过后来人，再好的作战计划只要不会随机应变，一旦遭遇敌情便形同废纸吗？德国人在1905年制订的作战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法国军事动员迅速而俄国军事动员迟缓。因此，不管以什么原因开战，开战之初，德军必须以闪电战攻击西线之敌，并在大败法军、占领巴黎后迫使法国签订城下之盟，而此时俄军还未完成战争动员。与此同时，在东线只动用预备役对付行动迟缓的俄军，并尽可能凭借波兹南要塞、河流以及湿地沼泽等有利地形坚守奥得河一线。等到西线胜利的到来，德军可借助铁路快速机动到东线，以期以压倒性优势大败俄国军队，同时拯救被围的奥匈帝国军队。这一切设想体现为总体战理论，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容易使德军陷入绝境并最终失败。

这个地处欧陆战略中央的国家最近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让周边的邻居们深感不安了，因为自俾斯麦下台以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恩恩怨怨已经多得连德国人自己也数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