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第2/2 页)

在对外政策上，俾斯麦几次三番地对外宣扬其珍惜和平、大陆均衡和维持现状等主张。他开始从寻求紧张的单一联盟转变为重拾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欧洲势力均衡的智慧法宝。此时，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正需要外部和平以巩固其多民族帝国的内部统一。俄国沙皇也需要外部和平以镇压铁蹄下民族意识觉醒的波兰人——波兰已于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俾斯麦尽心培育着同俄、奥两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巴尔干斯拉夫人对土耳其统治者压迫的反对日益激烈，维持三国同盟越来越难，早年大力宣扬的“三皇同盟”可能会以各方大打出手而收场。俄国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迫使沙皇以支援斯拉夫同胞之名介入巴尔干，而那里更多的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以任何形式抬头或是有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对于奥匈帝国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俾斯麦曾向俄国人保证，声明巴尔干“不值得浪费普鲁士军人的生命”。然而，这并未阻止俄土战争导致的奥、俄两国矛盾的激化。于是，俾斯麦不得不于1878年夏在柏林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进行斡旋。凭借这次会议，俾斯麦暂时保住了奥方的脸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俄两国为争夺东地中海沿岸控制权而可能爆发的大战。俾斯麦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扮演一位“公平的哥们”——而他聘请的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却说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会议失望的俄国人不会感谢他，俄国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新闻界也开始煽动反德情绪，同时，沙皇还给他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舅舅送去一封措辞气愤的信，在信中抨击了俾斯麦及其对英、奥两国的袒护。

1879年，俄国企图通过对德国农产品设立关税壁垒，从经济上对德国施压，突然宣布只接受用黄金付款，而不接受用实价只有黄金一半的卢布付款，这相当于把俄国进口德国商品的关税提高了一倍。为报复俄国，德意志帝国议会为德国的农产品推行保护性关税，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嫌隙。不过，在柏林会议取得外交胜利仅仅一年后，俾斯麦再次试图筑起外交防火墙，缔结同奥匈帝国的同盟条约，并且为了保持欧洲大陆均势，还计划同俄国缔结一项新的同盟条约。但是，这项同盟条约必须秘密签署，因为两国民意都竭力反对此项盟约。1887年，在充满火药味的会谈中，俄德两国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再保险条约》，而此时俄、奥两国因巴尔干问题愈发敌对。该条约有效期为三年，条约特别规定如果爆发战争，俄德两国必须保持中立：在俄奥爆发战争时德国必须保持中立，在德法爆发战争时俄国也必须保持中立。尽管如此，没有人认为条约会起多少作用，不过它确实留给德国在战争爆发时以喘息之机，同时也让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都冷静了下来，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战争爆发时德国最终会支持谁。

俾斯麦坚称从现在起，德国唯一的兴趣就是维持欧洲现状。他说道：“我们就是已故首相梅特涅口中的‘未受侵染的国度’。”而实情是德国早已被侵蚀，就连俾斯麦都认为自己就像巫师的菜鸟徒弟一样，忘了把魔鬼捉进瓶子里的咒语。因为德国社会已经出了太多乱子、太多变故，同时发生的还有蓬勃发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自18世纪末叶以来，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率先从下莱茵省和鲁尔区兴起，随后扩展至柏林和西里西亚省，彼时美因河以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市场渠道以及驱动蒸汽炉的煤炭而日益衰落。从长远来看，这种暂时的落伍后来证明是因祸得福，因为南德人不得不革新古老的冶金工艺，并将其应用到近代工业生产中。身处斯图加特的戈特利布·戴姆勒和身处曼海姆的卡尔·本茨潜心研制汽车，还有结束美国东海岸长期学徒生涯而回乡成为车用电气设备供应商的罗伯特·博世亦是如此。不过，整个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化主要依赖煤炭、钢铁和纺织。依靠铁路和运河，这些新兴工业大部分散布在从德意志西部的亚琛经由科隆和埃森延伸至柏林，然后再从柏林直抵上西里西亚煤矿与厂区的繁荣新月地带。

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与建设欧洲大陆中央地带强国的远大计划不谋而合。一旦多数铁路线建成，机器制造业便可以借助铁路迅速成为支柱产业，甚至赶在世纪之交前加入电力用于生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大规模的建筑潮解决了许多小家电生产商的就业，也鼓励了众多传统手工业工匠投身更广阔的市场。西部城市克雷菲尔德的纺织业快速增长，巴伐利亚北部和萨克森邦普劳恩周边的纺织业也是同样的景象。

在过去，德意志的化工业大多数以原料加工为主，现在则扩展至化肥、医药和人造染料等巨大市场。到19世纪60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公司“BASF”（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就使位于内卡河与莱茵河汇流处的路德维希港小渔村迅速变为大片工业区。这一幕也同样发生在染料生产商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又名Meister Lucius & Brüning）的发迹地——美因河畔的赫斯特和以阿司匹林闻名的制药商拜耳（Bayer）的发迹地——莱茵河畔的勒沃库森。

德意志工业革命是在自由贸易准则的基础上兴起的，这一准则随后也是19世纪70年代的主调。然而，环大西洋地带接踵而至的商业萧条气氛很快便波及全世界。1873年5月，维也纳股票交易所崩盘，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交易所也随之接连倒闭。然而，在这之前的15年左右，股票市场因大量新公司涌现而呈现着上升势头，为无数投资客、银行与投机客送去可观的财富——这场保守派预言家口中的“创业狂躁症”，现在却变成无情蔓延的灾难。股票市场已经不可阻挡地崩盘，所以自由派们也不再幻想能够凭借股市登上权力的顶峰。眼看新教价值体系和腐朽社会等级制度装点的旧普鲁士已经摇摇欲坠，保守派趁机抛出他们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财富运转机器突然停转的沮丧导致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失败者将一切邪恶的根源归罪于人们对金钱和股票交易的贪婪；他们认为这个新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上帝庇佑的大赌场。

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沉重气氛下，德国重工业又开始面临英国和比利时的强大竞争。此时，德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压之下修改贸易政策，并且开始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左右帝国议会、媒体和百姓的呼声。民族自由党对此种保护主义表现得最为愤慨——因为他们是重工业巨头钱袋的代言人；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运动左翼、代表出口型机器制造业利益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 ），也视此种保护主义是阻碍其开展同世界各国贸易的一大威胁。

俄国和美国给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平静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们向德国出口的低价小麦与黑麦越来越多。美国辽阔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经由铁路与港口相连，尤其是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尔的摩相连，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还能借助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运输谷物。受此冲击，身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众多容克地主和农场主倍感绝望，不断向保守党和政府施压。他们的遭遇得到俾斯麦充满同情的倾听，他们的农业利益终于战胜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各种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俾斯麦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打造一个稳固、驯服的容克地主与工业大亨之中—右派联盟的绝佳时机。

1879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首部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法案。这部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涉嫌两次刺杀老皇帝未遂的社会民主党所引发的广泛不安。对俾斯麦来说，他欢迎新关税政策，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帝国议会的格局，从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数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国政府税收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之前帝国总是需要依赖各邦的财政支持，尤其以普鲁士为甚。不过，他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各邦虽然名义上接受普鲁士政府的领导，却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关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才将剩下的交付给帝国政府。

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德意志议会和公众争论的焦点。1887年，又一轮关税法案获得通过，保证容克地主不会破产，同时挽救俾斯麦的执政危机。不过，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不仅德意志的工业连同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费者大受影响，还造成外交政策方面的危机。一直以来，沙皇俄国十分依赖德国银行的支持，以便取得其工业与基建所需要的资金，不过这种依赖这时却受德国高关税的打压，因而只能转移到唯一尚且出口德国的产品——乌克兰出产的小麦身上。俄国近30%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国。1876年，俄国政府对德国机器和铁路装备课以双倍的进口税，导致德国工业界怨声载道，对此俾斯麦马上做出回应。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俄德两国相互的攻讦日益升级，而俾斯麦碍于国内民意，认为无法继续向俄国妥协、满足俄国人要求的低关税贸易协议。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现在是在冒险拿德国与危险的东方邻居之间的重要联盟关系作赌注。在1887年签署《再保险条约》时，他直接让柏林股票交易所的董事们知道，他们未来将俄国债券的安全评级评为一级是愚蠢的。这一举动已经在挑衅俄国，不仅羞辱了俄国，也意味着俄国人必须以更高的利率来销售他们的债券——这反而促使萌芽中的法俄同盟不断滋长。

在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保驾护航20余载后，俾斯麦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在外交上，他的联盟体系承受了巨大压力：孤立法国的战略已经难以维系，巴黎—圣彼得堡联盟正在形成。在国内，他的《反社会党人法》并未取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最终胜利，即便他推出的社会立法措施富有远见，也未能有效地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业化德国的兴盛。

天主教中央党和两大自由派政党纷纷开始越来越质疑这位身居威廉大街高位的迟暮者的智慧和领导力。皇帝对俾斯麦的无条件信任不会一成不变——重组的政府即将到来。不过，早在失去权柄前，俾斯麦就已树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时代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