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1/2 页)

1871年的新德意志对未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满怀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对自己的新身份充满困惑。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新德意志范围内有4100万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自己称为德国人，他们仍旧满怀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把自己称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汉萨人自居，意指曾经垄断航线和商业的强大商业联盟——北德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辉煌。这些自我身份定义的潜台词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与俾斯麦和柏林的统治划清界限。不过，就连俾斯麦和他亲手推上皇位的帝国皇帝也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条件允许的话，乃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偶尔会把自己唤作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侯国臣民”；他偶尔也会强调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伦王朝从纽伦堡迁入勃兰登堡之前就在这里的旧马尔克公社占有土地。

德意志联邦主义情结不仅曾经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来已久地渴望与政治中心、与波恩或柏林、与“德国人”的身份保持差别的最实际的宪法表达形式。人们一直埋怨俾斯麦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国家搞的是中央集权制，而联邦制只是顺便用简单的宪法语言粉饰了一下——“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诸邦国和自由市的共同体”。普鲁士在经济、工业、财政、行政和军队等领域都占主宰地位——实际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归普鲁士统治。先通过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鲁士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再提交帝国各部门参阅，随后法案得以确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国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们在地位上显然不及那些“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高。

即使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这些邦被纳入俾斯麦的新德国前——它们曾经被拿破仑出于战略考虑而有意规划在欧洲地图之上——这些邦的人们也从未忘记他们的祖父们曾经可以如何自由地决定自己邦的事务、发行自己邦的钱币、规定自己邦的税收，而同时，除了远在天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本地市政府与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终厌恶普鲁士自1813年拿破仑败退开始至20世纪中叶结束的占领。他们常常会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进行嘲讽普鲁士历史英雄人物的表演。当地的1848年革命明显带有反普鲁士的色彩，而1918年刚过当地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莱茵分离主义，试图脱离普鲁士和柏林而独立。在曾经引入法国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区，《拿破仑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处德意志东部的普鲁士所制定的《普鲁士邦法》——一部历史悠久、深受启蒙主义熏陶、贯彻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德意志的多样性还深深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面包与啤酒、服装、语言及地区法律中。除了有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只说当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对话时才讲官方德语；他们同下人、底层民众对话时仍要讲方言。俾斯麦，既是诗人又是伟大的议会演说家，在对易北河容克庄园里的农民讲话时依然使用低地德语，一种南德意志人听不懂的方言。南德意志下巴伐利亚的多瑙河畔的施特劳宾居民，每每踏上北德意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土地，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异国之感——他们当然不会认为有什么理由去那里。德语中还有很多使用起来千差万别的语调和成语，它们一旦被同时使用，则或被人认为滑稽可笑，或让人不知所云，或二感兼有。萨克森邦的居民拥有一门得天独厚的方言，听起来往好里说是有趣，往坏里说是粗鲁，不过他们精湛的文化和工业成就使这种方言得以保留下来。

语言只是体现德意志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德国国土上的房屋建筑样式和村落布局样式也极富差异性，这可以折射出德意志农业和封建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差别。德意志东部的一些地区人烟愈来愈稀少，流出的大量人口纷纷涌入大城市——以柏林为甚。在德意志南部的符腾堡，几个世纪生生不息的纺织业和金属贸易使这里的居民能在小城市里过着不错的生活，现在，那些小城大都已经发展成繁荣的工业中心。

饮食无疑也是体现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因储藏和运输之不易而只能就地消费的啤酒。各式奇形怪状的面包和饼干往往能反映出历史和神话起源。传统的德意志面包卷形状被做成像女性生殖器那样，无疑象征着生育崇拜。面包品种大多以硬皮黑面包为主，小麦非常昂贵，所以白面包对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肉类也是如此：只有礼拜日才能吃到。鱼类在德意志北部成为廉价的主食，的确非常廉价，连科隆地位低下的仆人们都抱怨怎么天天吃鲑鱼。那时莱茵河还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源头奔涌而来的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德意志南部，鲤鱼之类的鱼受到富人和穷人的欢迎，这些鱼最初都是修道院里的鱼塘养的。当时奶酪还并不是什么佳肴。因为上好的奶酪品种无法从法国或瑞典进口，本地出产的酸臭奶酪才是下层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物。

啤酒是普通百姓的常见饮料，香槟、白兰地和葡萄酒则是达官贵人们的专享。葡萄酒大多为产自西部莱茵法尔茨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更受欢迎的则产自莱茵高（Rheingau）——即被英国人冠以“霍克酒”（Hock）之名的霍克海姆葡萄酒。另外还有弗朗克尼亚生产的灌在山羊睾丸形酒瓶中的席瓦娜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再次借用山羊睾丸形状寓意强大的性能力。出产雷司令白葡萄酒的摩泽尔位于巴登地区下萨尔河和上莱茵河之间的河谷地区。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谷和魏玛附近陡峭且怪石嶙峋的萨勒河谷也出产葡萄酒。《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香槟酒只能被命名为“塞克特酒”（Sekt）。因此，作为对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的回应，德国白兰地酒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南方利用李子或樱桃酿造白兰地酒，北方则利用土豆和黑麦酿造杜松子酒。

甚至人们的用餐时间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一天的活动始于日出而止于日落：因为点灯的花费太高。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超过10小时，每周大于50小时。与工人截然相反，上流社会在日落后除了睡觉外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天黑后照样畅饮葡萄酒、享用晚餐是他们生活的显著特征。当时工人劳动时要携带面包、香肠和汤饮——食堂是以后才出现的事物。与工人截然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小份鞍上早点和骑马开始，随后是“早餐”（déjeuner）——上流社会习惯用这个词表示午餐，下午五点钟在酒店与友人聊天或伴着音乐品用下午茶。正餐通常在晚上进行：晚八点之前进食被视为下等人的特征。餐桌摆满六或八道菜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餐桌上的奢靡程度成为衡量主人经济地位的标准，不论是迈森、柏林或宁芬堡生产的瓷器，还是鱼子酱、香槟、鲜鱼、鹿肉和非时令水果，都能体现身份。

19世纪末才出现的自来水在彼时还是奢侈品，而热水则专供富人享用。冲水厕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征，在彼时也是极其昂贵的。大多数厕所仍然臭气熏天，通常搭设在屋外的庭院处，木门上刻着心形图案（为什么要刻心形图案始终是个谜），由数个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并非没存在过，但始终被视为奢侈品。连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个澡时，也需要让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皇宫里。电力在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大规模推广——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国电气联营公司（AEG）安装的电灯早在1876年就已将帝都柏林点亮——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为明亮，用人更为减少，环境更为良好。

现代技术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开始逐步相互交织。自行车提高了人的速度，不过对当时的穷人来说仍属于贵重物品。火车亦是如此，车上尚设有四个等级的车厢：四等车厢售予那些搬运笨重行李的穷人，三等车厢售予拥有一般财富的中产阶层，二等车厢专售女士，一等车厢只留给富人。尽管如此，萨克森国王依旧抱怨众人的铁路出行太过于平等，因为国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辆火车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时间也是使众人平等的伟大之物。因为铁路和工业必须要求标准时间，过去的陈规旧律不再适合。这种统一的标准时间和价格合理的怀表的普及，意味着量度时间不再是一项特权，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当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专利。极大地借助铁路的快捷与安全，他们可以四处周游。人们可以乘火车从柏林出发北上海利根达姆，以期在波罗的海岸边优雅的新古典风景中度过周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属里维埃拉，去到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现在变得愈发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间。因为在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的畅销小说《海蒂》中，那个来自拉格斯温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着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火车和电车使得城市郊区不断扩大，花园城市和到乡间别墅过周末的想法得到实现。正如汉普斯德是伦敦百姓的休闲之所一样，格林瓦尔德和万湖（Wannsee）也成为柏林百姓的休闲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则也成为慕尼黑热爱大自然的富人们的休闲之所。

健康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件人们认真关注的事情，体育运动亦如此。在这件事情上，富人和穷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别：上流社会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英伦风，他们打高尔夫球并练习骑马。学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则会学习击剑，这与其是为了健康，倒不如是为了荣耀和名声。偶尔发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击剑决斗被视为一项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决斗顺利，脸上能留下精心设计的伤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勋章，能够保证决斗的学子借助那层无形而强大的校友关系网快速跻身上流社会。热爱踢球的普通民众也会经常参加自行车赛和拳击赛。就连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认为，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在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体系下得到了良好的开展。

严格意义上来看，一个单一的德国社会是不存在的。一座东普鲁士庄园，无论其小如普通骑士领一般，还是大如登霍夫家族（Dönhoffs）、多纳家族（Dohnas）和勒恩多夫家族（Lehndorffs）大地产一般，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模式的痕迹。但是，即便是这里，农业萧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这里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遭受来自乌克兰肥沃黑土地、阿根廷绿色牧场和美国中西部广大平原的竞争冲击。柏林，与之泾渭分明，已然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居民的不断发展的大都市。旧建筑轰然倒塌，新建筑拔地而起；凭借快捷的运输网，一个个村庄被连接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新工业中心。柏林不仅容纳了旧普鲁士的权力精英，也容纳了新式银行、现代化大众媒体、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和政党。在德国西部，鲁尔区的工业迅猛发展。在德国南部，因为缺乏煤矿和钢铁工厂，另一种工业化发展模式被推广，以脑力和精细工艺为基础的传统手工业，被改造成以纺织业和冶金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总而言之，德国是个多方面的社会，而且这些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前往北美的移民潮趋势不见减弱：事实上，1870年战争爆发后，移民数量达到新高。在随后的20年里，每年约有10万青年男女离开德国的家园，去新大陆谋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北美的亲人们会热情洋溢地把刚刚结束南北内战、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度。这股移民热潮持续到1893年北美爆发经济大萧条为止，因为那时美国铁路圈地运动已经结束，德国经济前景更加繁盛。

国内人口迁移的人数要比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得多。国内人口不断从东部涌向西部，从上和下西里西亚及波兹南省、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皇帝的臣民人数以每年大于1%的速度增加，从1871年的4100万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万人。这种人口爆发式增长直到1906—1907年工业不景气时期才趋于平稳。历史数据表明，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除俄国外，德国是欧洲诸国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法国人口与之大相径庭，在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一直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