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第2/2 页)

俾斯麦大展宏图的时刻到了，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算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豪杰。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马斯·曼；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尽管嗓音高亢，却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后世解密的外交电文反映出他具有对危局进行全面把握、对行动进行准确指导的能力。他既有抱负又时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时而沮丧。他尽可能降低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却发现担任文职高官生活的卑微与无趣。罢官回到家族破败的宅邸后，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表弟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则我宁愿罢演。”他继续说道，他的抱负让他“更愿意发号施令而非服从命令”。他提到爱国主义是如何造就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却是别的东西：“抱负、命令欲、渴望被尊重与敬佩。”

俾斯麦深知，要想从政之路轻松些，他必须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那样的强权人物。1847年，他顶替一名已故议员奔赴普鲁士联合邦议会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修建贯通柏林至东部各省的铁路贷款计划投票——这条铁路更多地着眼于战略考量，而不单纯出于商业利益。多数议员赞成修筑该条铁路，并支持贷款计划，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兑现长期悬而未决的颁布民主宪法的许诺。在这场议会之争里，俾斯麦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旧政体的虔诚拥趸。“我是一名容克贵族”，这位拥有土地的地主曾多次如是说，并且想要保住上帝赋予的这一贵族等级。法国大革命使他的容克贵族等级光环不再，所以他坚决抵制革命。一年后柏林街头涌现人民起义，士兵向人民举起屠刀，当对此动了恻隐之心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下令撤军时，俾斯麦便试图说服军队将领们发动政变推翻国王。然而，无人支持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因此，这段经历促使他之后成为保守党和报纸的共同创办人，这些都表明他已经深谙大众政治的规则。此外，他还获得狡诈的骂名：“他从来只在武力用尽时登场”，国王威廉四世如此评价这个不守规矩的臣子。

1848年对俾斯麦来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他了解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结束之时，属于他的时代也即将来临。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推进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犹豫不决，在经历短暂的革命月后，终于决心要联合诸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联。然而，此刻俄奥军队已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柏林政府认为应保持克制，不致事态扩大。议会却已炸开锅：自由派急欲扩大战争，而保守派却主张议和，维持与奥地利的关系。

俾斯麦的竭尽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对“民族主义幌子”嗤之以鼻，坚持普鲁士这样的大国，除非攸关自身利益，否则不可贸然为其他问题开战。他的一番言论深得人心，没过多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最高代表，而该议会仍在奥地利的领导之下。正是在这里的任职经历使这位普鲁士的顽固派转变为拥护“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俾斯麦深晓两大重要现实：奥地利已处于风烛残年，现在该轮到普鲁士积极引领现世这波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了，否则这股狂热将被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利用，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并未消失。

农业大丰收、政府将金银储备注入国家银行、国库充盈、政治波动与外国干涉——俄国派军队进入匈牙利，英国海军则在波罗的海地区炫耀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让人们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嚣。德意志旧封建统治者虽然躲过了革命的灾难，但也元气大伤。他们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图拉拢资产阶级。不过，首要的补救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强势推进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允许私人银行家参照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联合银行，而这一改革成为德国公司持续腾飞的核心推动力。大量隐性资金进入市场；众多希望在德意志经济腾飞中大捞一笔的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现在突然发达。整个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费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8%—10%之间。

俾斯麦以贪婪的眼神注视拿破仑三世从冒险家到1848年问鼎总统再到1852年荣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发迹过程，从中学到不少权谋之术。保守主义者若能用“糖面包加鞭子”的手腕换来百姓的驯服，那么就可以充当左右未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一剂普鲁士封建君主制未敢尝试的药方，不过，等到1862年国王威廉一世与自由派激进分子占据的议会就军事改革和宪法权利起冲突的时候，引入保守主义的时机便成熟了。此时国王已经打算将王位让给迎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思想倾向英国自由主义的王太子。军队将领们不停地发出一封封电报，急于召回被贬职出任普鲁士驻法大使的俾斯麦。俾斯麦收到后却佯装不知。相反，他忙着劝说夫人乔安娜不要来使馆，说这座建在里尔街俯瞰塞纳河的楼房对她来说太寒酸了，他没做好她来的准备。实情却是，他当时正与俄国驻比利时大使夫人——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arina Orloff）发展婚外恋。不过，爱情最终不敌抱负，俾斯麦还是去了波茨坦“无忧宫”，向国王陈述了自己的几点想法。他保证既不会发动政变，也不会勾结奥地利人，更不会向议会让步。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并没有彻底执行自己的许诺。他撇开议会，强行非法通过了预算，发动了对奥战争，解散了德意志邦联，甚至还伪造过一份同议会自由派达成谅解的文书。

在柏林威廉大街首相府度过几晚后，俾斯麦便向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打响了自己宏伟战略的第一枪。“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自由派听完目瞪口呆，不过他们也希望民族统一，如有必要，是可以在军事上一决胜负的。俾斯麦明白，现在是他推行自己的战略的绝好机会，因为随后推行的一切，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变得一无是处。

1864年，普鲁士针对丹麦的“六周战争”爆发，丹麦国王不理智地强行将归属他的两个德裔公国——位于北海、波罗的海和汉堡之间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并入丹麦，这是对普奥联盟的军事挑衅。棘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在德意志和丹麦境内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通过1848年短促战争和16年后的1864年战争，这一问题得到解决。186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Viscount Palmerston）曾不屑一顾地讥讽道，只有三人能懂得什么是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一位是已经逝世的女王丈夫，另一位是已经疯癫的德国学者，最后一位是已经忘记这件事的我。”

战胜丹麦军队算不上什么，仅仅是俾斯麦更宏大的外交和军事动作的开始。尽管事实上俾斯麦保证过要维护普奥和睦，但作为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他显然并没有恪守承诺。在继续打压国内自由派的同时，他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选举形式召开“全德议会”的请愿运动。显然奥地利人不能接受这个会议，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幅员辽阔，有多个民族，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直接选举，则意味着这个仅仅由皇帝、天主教会、贵族和讲德语的官僚所维持的虚弱的帝国体系将会步入崩溃。到1866年春，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奥地利在三个月内作答。他还特别授意普鲁士银行家退出欧洲资本市场。战争接踵而至，奥地利随即与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以及全部南德意志各邦外加法兰克福自由市结成联盟。回顾历史，这场战争形式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两强对决，而双方最终在克尼格雷茨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战。当普王和他的将军们计划势如破竹般地强攻维也纳时，俾斯麦却制止了这种鲁莽。因为他料定未来需要和奥地利结盟，他并不希望毁掉一个能维系欧洲旧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来换一场意义不大的胜利。然而，他却坚持将黑森和汉诺威两个邦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使其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法兰克福和拿骚也遭受同等厄运。

尽管没有正式名分，德意志在1866年实际上已经具备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实体。普鲁士议会最终接受了俾斯麦的越权，俾斯麦则大度地恳请自由派原谅自己僭越宪法的冒失。德意志北部被统一在北德意志邦联旗下，拥有统一的宪法，接受普鲁士国王的领导。而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亚、巴登、黑森、符腾堡则通过德意志关税联盟团结在一起，用立法议会取代单纯的外交联合。军事上的联盟让南德意志军队与普鲁士军队得以旗鼓相当、平起平坐。正如俾斯麦所料，军事上的联盟进一步促进了普鲁士军队的壮大，而这支强大的军队随即在抵抗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可以称得上速战速决，至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被成功击败是这样的，虽然在第二阶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局组织过殊死防御，但其仍以失败告终。战争伊始，普军元帅冯·毛奇（von Moltke）设计的杰出作战战略——动用铁路调兵，使得法军被围困在色当长达几周，最终迫使法皇率部投降。与此同时，巴伐利亚与其他诸邦军队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一线并肩作战，唤起德意志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俾斯麦这种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或二者并施才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设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不过前提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在俾斯麦和他的柏林政府的领导下，德意志诸邦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1848年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冲击了欧洲陈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冲击力仍然影响着德意志各邦，迫使他们一方面做出改革，而另一方面又面临新的威胁。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在一举驱除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残存的魂魄。它虽然裹着旧制度的外衣，但仍然算得上是一场革命。俾斯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遏制了德意志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萌芽。就其影响而言，俾斯麦的所作所为还改变了欧洲固有的格局。彼时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注意到这种改变，在1871年便忠告他的女王政府，要警惕他指出的“德意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