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第1/2 页)

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分布在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多个日耳曼部落不仅共享同一个家园，而且使用着同样的语言、通行着同样的礼法。然而，这片构成那个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时代，从来就没得到过清楚的定义。到了1648年，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这些日耳曼部落的触角延伸至瑞士和荷兰。在建立民族国家前，许多异族统治者，例如统治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国王、据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领地的丹麦国王，都曾占有德意志土地，并在此行使大权，统治这里讲德语的人民。早在现代欧洲出现众多民族国家前，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早已由一个强大的王朝，例如都铎王朝、波旁王朝，一统为民族国家，而处于欧洲中部的广大德语地区并未来得及演化成一个民族国家。

与其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个“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由地方诸侯组成的松散联邦：一些王国、教会领地、自由市和众多只听命于遥远的维也纳皇帝的小诸侯。这更像一个各自为政的集合，远非一个中央集权的集团。其中各王国、自由市、主教辖区和骑士领地的权力相加往往超越皇帝的权力。

17世纪的德意志法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将这个帝国比喻为一个怪物：它不符合传统政治学上的任意一条定义，既非罗马，亦不神圣，何谈帝国。但是，帝国的传统却是维系宗教与文化的黏合剂，帝国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制也符合德意志一众诸侯和异国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对抗在维也纳的皇帝，法国国王与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舍得割让富裕省份来与他国结盟。德意志各诸侯不会如此，因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特权。这个古老帝国在和平时期无力发起有效进攻，却能在遭受侵略时众志成城地进行坚强防守。它能维系内部“忠诚”这一传统契约，能发行钱币，也能在欧洲权力争斗的夹缝中建设一个权力均衡的体系。

对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记忆的历史就是一幕幕灾祸，因为德意志这片土地常常充当和平时的棋子、战争时的战场。追溯历史，荷兰人经历过“黄金年代”，法国人经历过“大世纪”，而德国人从未经历过那样辉煌的时代。“三十年战争”无法言表的惨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难以抚慰的伤痛，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诸如“瑞典饮料”这样的名词——常常指代战争期间一种逼人招供的酷刑。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降临时，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丧生——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瘟疫，或沦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对象。整个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芜：村庄焚为废墟，城市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严沦丧殆尽，需要几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惧笼罩的德意志弥漫着极度的忧伤。从这场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权国家的概念，来自吕贝克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来自汉堡的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来自莱比锡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作品发出灵魂的绝唱。1700年后的西班牙王位之争又给德意志带来更多创伤，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军炸毁。到18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互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陆战争，1740—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给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惨痛记忆：燃烧的屋舍、一钱不值的铜板、饥饿、倒闭与失业，青壮年被充军而横尸于莱茵河与奥德河畔的战场。

德意志俗语有云，岁月坟头的荒草能将一切往事掩埋。然而，历史的伤痕未及愈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又接踵而至，带给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来，法国人的铁蹄踏遍西欧，德意志版图被重新划分。1804年，当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时，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而这顶帝号的头饰经过百年也退化为一块简单的贵金属，不再具有权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自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他的“法兰西帝国”不仅包括众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兰人，还包括那些顺从且感激拿破仑的莱茵联邦盟友——他们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诸侯。

1806年，奉行中立的普鲁士听从错误的建议，结束短暂中立，凭借残存的一点勇气再向拿破仑开战，仍惨败于耶拿。不过，战败的普鲁士虽然只剩半壁江山，却能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赢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贝格（Hardenberg）公爵都坚称，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须从知识和道德方面赢回来。与此同时，一些开明将领，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所领导的军队改革派，详细研究了法国的军事成就，着重参考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改革法军的基本原则，创建了一支以爱国主义、军功制和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近代普鲁士军队。犹太人获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开始缓慢、痛苦地开展。

按照启蒙主义理念——人人皆有权追求未曾拥有过的幸福，延续几个世纪的城市行会垄断被破除。封建农奴制被废止，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成为能够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容克贵族地主仍然试图维持他们的体面，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业家超越——只有他们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代里获取财富。

德国流亡记者、著名战后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历史永远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整个欧洲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种民族主义适时地充当了重新构建社会、给予普罗大众发言权的角色。此刻，民主与近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国和德国。

在俾斯麦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通行着两大政治组织准则：其中一个起源自历史传统，以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国自治为基础；另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以追求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对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来、更充分自我发展的伟大理想为基础。

后一个准则无疑对孤独的、年轻的、渴望改变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他们也肯定要改变德意志。法国大革命和为反抗拿破仑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推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兴起。

拿破仑军队被一举击溃后，维也纳会议划定了欧洲中部版图的基本格局：名义上保留了普鲁士，却切断其与西部省份的交通；确定法国为欧洲五强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势体系；缔结了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以防范欧洲中部出现领土和政治变动。这个随后被称为“梅特涅体系”的欧洲格局，以奥地利帝国强权首相、贵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图缔造一个维持君主专制现状的堡垒。

“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一些政治诗歌长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误读”，就像这首出自热血青年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诗，他的本意是谴责“梅特涅体系”的压迫。年轻的霍夫曼意在表达纯粹的德意志理想主义：德意志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四处弥漫着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声和美丽的德意志妇女，因此理应在那个由38个自治政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联中占领导地位——那是维也纳会议所设计的邦联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这是一首积极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采用了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致奥地利皇帝的颂歌的旋律，也与德国现在残存的专制政体格格不入。

随着军事上的失利，拿破仑在经济上针对英国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宣告瓦解，新兴的普鲁士工业不得不面临优势英国工业品的残酷竞争。在政治上，普鲁士政府努力维持旧政体，继续沿着“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经济上，柏林当局却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因为他们需要得到英国的友善、资本和技术。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倡导就业，否则普鲁士统治者也难逃如法国旧政体覆亡一样的命运。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了基于共同市场、低税率、针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关税同盟。而六年之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随之诞生，涵盖了除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几个汉萨同盟城市外的整个北德意志地区。普鲁士的自由派官员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学时的弟子——他们赢得了三重胜利：他们推动了普鲁士君主专制走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期待着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实现；他们成功终结了奥地利对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并认为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关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在经济上促成德意志与英国结成联盟。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