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第3/5 页)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