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他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18]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不奇怪。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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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15]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16]见王充《论衡·效力》。

[17]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孟尝君与三千食客吃同样的饭菜，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8]请参看《史记·魏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