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做“不为天下先”。
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也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坏事固然不能带头干，好处也不能得在前面，因为那会遭人嫉妒。一两个人嫉妒问题还不大，如遭众人嫉妒，那就要倒霉了。最好是“随大流”。既不用担风险，又不用费脑筋。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首恶必办”，“胁从”则可以“不问”。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这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强，个人弱；群体力量大，个人能耐小；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只有融入群体才“吃得开”，被称为“分子”的则往往“吃不开”，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分子”。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又“穷”又“臭”，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既要“随机应变”，又要“随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如果居然“敢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strong>从上与从众</strong>
的确，“合群”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兽为群(如羊群)，人为众(如民众)，合起来就叫“群众”，也就是像羊一样跟着“牧羊人”(君)、跟着大家一起走的“人众”。于是，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其实，时髦几乎从来就是“从上”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宫词》)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形成时尚、领导潮流的“头羊”。
这是有例的。比如“长冠”(又叫“斋冠”)，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刘氏冠”。刘邦发迹之前，不过是个混混。虽然谋了个“泗水亭长”的差事，也不过是个试用的吏员。他头顶上的那个竹皮冠，又能怎么样?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还没资格戴。又比如“花钿”(又称“额黄”)，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效仿，蔚为风气。李商隐《蝶》诗云：“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点痣”，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奉承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为标记，传到宫外，竞也成为一种装饰了。
显然，“从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个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谁说了算?难道是老百姓不成?当然是“上面”说一不二。何况“跟着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愿。下层社会对上流社会总是盲目崇拜的，再说也“保险”。因为一方面，惩罚总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这样，从上，就可以避免承担始作俑者的风险，即便错了，也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追究。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宫廷较之民间，都市较之乡村，上层较之下层，总是更豪华、更排场、更精美、更先进。跟着上面走，就既保险，又可“得风气之先”，何乐而不为呢?
“从众”的心理也如此。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论，只要是“大家”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即便果真错了，也毋庸忧虑会受惩罚。因为“法不治众”，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要打击和能打击的，只是“极少数”、“极个别”胆敢出头的“分子”。至于“群众”，则只是教育问题，顶多问个“盲从”之罪。但“盲从”其实是无罪的。因为既然是“盲”，当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何况看不清的，又不止一个两个，可见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们又有点盲目，哪能不犯错误呢?话说到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国人喜欢“从众”，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证。这样一来，群体和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群体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可见是胡说。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从众”，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的发生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委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几年，又没有文化，否则他的“调戏”吴妈，完全可以委过于读了当代某作家的书。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有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
<strong>“一窝蜂”与“一刀切”</strong>
问题还不止于此。
就说阿Q。阿Q的欺负小尼姑，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预谋已久呢?我们知道，阿Q是个内心没有成算的人。要说他早就在策划这样一个“非礼事件”，显然不是事实。但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是事实。阿Q有一个“理论”：凡寡妇，都想偷汉；凡尼姑，均与和尚“吊膀子”。如此，则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经被和尚摸过。这就使他愤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没有摸，岂不是吃亏?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
显然，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换一种更带普遍性的说法，则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这种心理，就叫“攀比”。
中国人喜欢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饰，我也要戴首饰；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评职称，我也要评职称。反正得“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似乎也很合理。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我们原本就是从众从上，跟着别人走的。既然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别人没干的我们也不能干，那么，别人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别人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于是，就有了“一窝蜂”和“一刀切”。
鲁迅先生早就论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就拿锻炼身体来说，喝红茶菌便都喝红茶菌，打鸡血针便都打鸡血针，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听说又有人推出“喝尿疗法”，不知能蔚然成风否?当然，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窝蜂”的实验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连国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窝蜂地去大办钢铁，或一窝蜂地去抓走资派，便难免弄得国无宁日。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尽管事后证明并不正确，当时却能毫不困难地发动起来，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归结为这一民族心理。
中同人为什么会“一窝蜂”?非他，群体意识而已。依照群体意识，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正确的，谁愿意犯错误呢?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保险的，谁又愿意担风险呢?就算错了，犯错误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吃亏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么!反倒是，如果大家都进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个人落伍吃亏，那才叫惨呐!更何况，中国人早就把脑袋，把思考选择的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交给了群体交给了他人，只怕是连想都不会想，就跟着跑了。
当然也就会“一窝蜂”。
与“一窝蜂”相配套的操作系统叫“一刀切”。所谓“一刀切”，就是对一应问题，各色人等，均不问高矮胖瘦、青红皂白，一律按同一标准处理。比如，一到六十岁，不论身体好坏，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统统退休。不到年龄而自愿退休者，则一律不准其退。这显然是“一窝蜂”的翻版。但“一窝蜂”是群众的事，“一刀切”则是领导的事。群众沉在基层，难免是非不清；领导高屋建瓴，难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会“摆不平”。你让张三退休李四不退，张三不会有意见?你让王五晋升赵六不升，赵六不会闹情绪?没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尽管谁都明白“一刀切”并不合理，但不管谁当了领导，也都只能如此办理。
其实，即便“一刀切”，有时也不灵的。因为攀比攀比，除了“攀”，还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个高低，比个优劣，比个胜负，比个水落石出。于是，你盖三星饭店，我就盖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厅，我就要四房两厅。可见，攀比并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骨子里还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这样，从众，也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跟着”别人走，另方面则是一心要“比过”别人。因为“跟不上”固然没面子，“比不过”也同样没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
这就牵涉到“面子”了。事实上，服饰礼仪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关乎面子，而面子，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没有的东西。
那么，面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