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l sapientiae odiosius acumine nimio.[1]
——塞内加
巴黎,18××年的某个傍晚,秋风阵阵,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杜潘一起,在他位于圣日尔曼区杜诺街33号四楼住宅后厢的小书房,或称藏书室里,悠闲地享受着沉思和用海泡石烟斗抽烟的双重乐趣。我们俩至少有一个钟头深深沉浸在无语之中,随便哪个人都能看出,我们都专注地看着那使屋里气氛显得凝重的一圈圈青烟而出神。至于我,我正琢磨着黄昏初上之时两人所交谈的几个话题,我指的是摩格街的事件,以及关于玛丽·罗杰被谋杀的谜案。因此,当公寓门一开,走进了我们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的G先生时,我觉得那完全是一种巧合。
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这个人,虽然让人有点瞧不起,倒也能让人乐一阵,而我们也有几年没见他了。我们一直在暗处坐着。此时杜潘站起身来想点上灯,但一听G先生说是来向我们请教,或者说是来向我的朋友请教,想听听他关于某件十分麻烦的公务的意见,便没点灯又坐了回去。
“如果这是一桩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杜潘说着并没有去点上烛芯,“我们还是在暗处谈论的比较好。”
“这是你的又一个怪异念头,”警察局长说道。这位局长习惯于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都说成“怪异”,因此便身处于“怪异”军团之中。
“千真万确,”杜潘说着给这位来访者递上了一支烟斗,又往他跟前推了把靠椅。
“这回是什么难事啊?”我问道,“但愿别又是什么谋杀之类的。”
“呵,不是,根本不是那档子事。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简单,我丝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能很好地解决它,可是我转念一想,也许杜潘先生愿意听听其中的细节,因为这件事的确太怪异了。”
“既简单又怪异,”杜潘说道。
“没错,也不完全那样。实际情况是,这件事一方面十分简单,可又让我们怎么也摸不着头脑,这让我们都觉得疑惑不解。”
“也许正因为事情简单才让你们做不好,”我朋友说道。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警察局长开心地大笑着说道。
“也许其中的神秘太明显了,”杜潘说。
“天呐!谁曾会动过这样的念头?”
“有点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来访者给逗乐了,大笑起来,“咳,杜潘,你这是要让我笑死啊!”
“到底是件什么样的事情?”我问道。
“好,听我告诉你,”警察局长说着长长地、缓缓地、深沉地吐了口烟,在椅子上端坐好身子。“我用不了几句话就全告诉你们了。但在我细说之前得先警告你们,这件事可是绝密的,要是让人知道了我把它泄漏给了别人,我这位子很可能就得丢。”
“说吧,”我说道。
“要么别讲,”杜潘说道。
“那好吧。我从上层得到一个私人信息,王室又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被窃。窃走这封信的人查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看见他拿的。而且文件还在他手里,这一点也清楚了。”
“是怎么知道的?”杜潘问道。
这位局长说道,“文件一旦从偷窃者那里出手——就是说,根据他肯定设计好的目的来处理这份文件——就会发生某些结果,可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却并没有发生。因此,根据文件的性质,根据这样的事实,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请说得再明确一些,”我说道。
“好吧,我可以说到这么个地步,即掌握这份文件的人拥有了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在某一阶层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局长挺喜欢这样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甚明白,”杜潘说道。
“还不明白?咳,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方——我们就不说他的姓名了——就会使一位地位极其尊贵的人士的名誉受到损害。这就使掌握这份文件的人占了上风,捏住了那位尊贵人士的把柄,并使其声誉扫地,不得安宁。”
“可是,”我插了进去,“这样的上风,必须是偷文件的人确信丢文件者知道他就是窃贼。谁竟敢——”
“这位偷文件的人,”G先生说道,“就是D大臣,世界上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管他是丈夫之为还是小人之举。偷的手法真是又聪明又大胆。这份文件——坦白地说,是一封信——是该文件的主人单独在王宫里时收到的。她正看着信,这另一位贵族突然闯了进来,她尤其不愿意让他看到这封信。匆忙中她试图把信塞进抽屉,却塞不进,只好把信摊开着摆在了桌子上。不过,信纸最上方写的是地址姓名,下面的内容没有展现出来,信便不太引人注意。就在这时候,D大臣进来了。他那山猫般狡诈锐利的目光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份文件,认出了地址姓名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的慌张,揣摩出了她的秘密。他用惯常的方式匆匆地来了一遍公事公办,便掏出了一封和桌上那封有点相像的信,展开来,装出要看信的样子,然后把它紧紧叠放在那封信边上。他接着又聊了约十五分钟时间,谈的都是公事。最后,他告辞的时候,顺手拿走了那封他没有权利拿的信。而信的主人虽然看见了,却因为还有第三方就站在她身边而不敢喊出来。大臣溜了,把自己那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瞧,”杜潘对我说道,“你想了解的占上风的原因都在了——偷信人完全清楚丢信人对他的了解。”
“没错,”局长回答道,“过了几个月之后,这样的权力在政治场合上变得非常危险起来。信的主人日复一日地更加坚信必须把信要回来。可是这件事又无法公开进行。最后她万般无奈,让我来负责处理。”
“我相信,”杜潘说着吐出了一串优美的烟圈,“这是她能希望甚至是能想象到的最英明的办事人了。”
“你过奖了,”局长说道,“不过,可能有人是这么想来着。”
“很明显,”我说道,“正如你所说的,信还在这位大臣的手里,而使他占上风的是拥有这封信而不是拿它派具体的用场。一派用场,他就不再有这样的权力了。”
“对,”G说道,“我正是按这样的想法进行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对大臣下榻之处来一番彻底的搜查,可让我为难的是,搜查一定不能让他本人知道。特别是我被告诫说,一旦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的计划,情况将变得十分危险。”
“可是,”我说,“对这样的调查你可是相当专业的。巴黎警察局从前常做这样的事。”
“没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绝望。这位大臣的日常起居也让我有机可乘。他经常彻夜不回,他的仆人不多。他们都睡在离主人套房很远的房间里,另外,这些人都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就喝得酩酊大醉。你知道,我手里的钥匙,可以打开全巴黎任何一扇房门或橱柜的门。三个月来,没有一个晚上我不在D的住处呆上大半夜,亲自搜查那地方。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那笔酬金数目很大。等我完全相信这偷信人比我还机敏得多时,便不再去搜查了。我觉得已经把所有可能藏着这封信得角落都查遍了。”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信也许是在大臣手里,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了别处而不是自己的住处呢?”
“这不大可能,”杜潘说道。“照宫廷上目前的特殊情况看,特别是据说D某人也卷入其中的那些阴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立刻需要这份文件——随时都会有人命令立刻拿出这份文件。这一点和掌握这份文件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能随时拿出这份文件?”我问道。
“就是说,能随时销毁这份文件,”杜潘答道。
“对,”我说,“很明显,文件就在他住处。至于说他是否会把文件带在身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完全正确,”局长说道。“他有两次受到突然检查,就像遭到拦路抢劫一样,他在我亲自监视下被仔细搜过身。”
“你还不如省了这些麻烦,”杜潘说道。“我看,这D某人并非愚钝之辈,既然如此,他肯定预料到会有突然搜查,这是当然之事。”
“的确不是彻头彻尾的笨蛋,”G说道,“不过他是个写诗的,而我认为写诗的人离笨蛋不过一步之差了。”
“对,”杜潘若有所思地长长地吸了口海泡石烟斗,说道,“尽管我本人也一直蠢笨地在写一些打油诗什么的。”
我说:“你能不能仔细说说你搜查的情况?”
“好,事实上,我们搜得从容不迫,什么地方都搜遍了。干这样的事情我早已经验丰富了。我在整栋楼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每个房间要查上整整七夜。我们首先检查套房里的家具。能开的抽屉都开一遍,我想你是知道的,对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来说,再‘秘密的’抽屉也能找得到。在这样的搜查中谁要是被‘秘密’抽屉蒙过去了,那就是个大傻瓜。事情明摆着的。每一只橱里都会有某些体积——就是空间——需要弄清楚。我们有详细的规则。一段线条五十分之一的差别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查完橱我们查椅子,还用你见过我们使用的那种细长的针签刺探枕头。我们还卸下桌面。”
“干嘛这么做?”
“有时候想藏东西的人会搬开桌面或其他家具的类似板面,在家具的腿上挖洞,把东西藏在洞里,再把板面放回去。床架支柱的顶端和底部也能这样派用场。”
“但敲一敲听声音不就会发现是否有空洞了吗?”我问道。
“根本不会的,只要在东西放进空洞时裹上足够厚的棉花。另外,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必须不弄出任何声响。”
“但你也不可能把所有能这样挖个洞藏东西的家具都翻个遍呀。信纸可以被卷缩成很细很细的形状,体积和大号的毛线针相差无几,这样,它就能插进椅子横档这样的东西里去。你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了吧?”
“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干得更漂亮——我们用一架高倍放大镜,检查了他住处的每一把椅子上的每一根横档,检查了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处榫头。上面要是有一丝最近被人拨弄过的痕迹,我们立刻就能注意到。比如说,钻洞时留下的一星木屑,看起来会像一只苹果那样明显。胶水痕迹有没有异常,榫头有没有空隙,等等,都保证会被我们查出来。”
“我看你连镜子都查了,细看了镜面玻璃和衬板之间的缝隙,还刺过了床褥和床单,窗帘地毯都在你搜查之列。”
“那是当然,这样把家具的每一个部分都彻彻底底地搜了个遍之后,我们就搜查这屋子本身。我们把整个屋子的地面分解成小块,每一块都标上数字,一块都不会漏掉,然后我们对整个屋子每一方英寸的地面都细细搜查,还包括两间紧邻的房子,和前面一样,用了放大镜。”
“紧邻的两处房子!”我叫了起来,“你一定费了不少的事吧。”
“是的,不过那笔酬金也是十分可观的。”
“你把屋子周围的地面都包括进去了?”
“周围的地面都铺着砖。在那里倒没遇上太多的麻烦。我们检查了砖石之间的青苔,发现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你肯定还检查了D某人的文件,还翻查了他书斋里的书?”
“当然啦,每一叠文件每一个包裹我们都翻看过,我们不仅翻遍了每一本书,还翻遍了每本书里的每一页,而不是像有些警察那样拿着书晃几下就完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测得极为精确,因为每一张封面都用放大镜细细查过。要是哪本书的装帧最近被人做过手脚,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逃脱我们的注意。有五六卷书是新近从装帧店里送来的,我们还仔细地用针直着插进封套里探过。”
“你们还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还用问。我们把每块地毯都掀起来看过,还用放大镜检查了下面的地板。”
“还有墙纸?”
“查了。”
“地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