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二部（1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桥上站了两名士兵，他们穿着潇洒的系带式过膝长靴和灰绿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猎装风格的运动装。他们将戴着手套的两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驶、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货混编列车。

“快瞧啊，”我对妻子说，“这里已经是欧洲士兵把守。”

我异常兴奋地盯着他们，心脏已跳到了喉咙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险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138]或斯坦因·奥里尔[139]。当时，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刚满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罗拉[140]坐在车窗旁，坐在这列已被法国人淘汰的列车上，这列火车曾经跑过巴黎沿线，如今被流放到临近德国—比利时边境的穷乡僻壤——亚琛。包厢里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被扯断的橡胶封条耷拉着，破旧的行李网低垂着，座椅里头露出了弹簧。“给他们用这个就不错了。”当这列旧车被调到亚琛时，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人这样想。的确，我们能搭乘这列火车旅行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车窗旁，冻得浑身哆嗦，盯着那两位“欧洲”士兵（从德国边境起的几公里路程，火车由英国人开），一想到这个我就牙齿打颤。

噢，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非洲人！在我们眼里，这一切是多么“欧洲”啊：这列气味酸臭、颠簸摇晃的火车，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银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浑身盖满邮戳似的比利时检票员，那盏挂在车厢棚顶、光亮微弱、咝咝作响的煤油灯，那张可以从考萨旅行到波普拉德菲尔卡的火车票……毫无疑问，车厢破烂座位上垂下的穗子，还有我们在沿途火车站购买的烟灰色、很难吃的法国巧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欧洲”。夏末带着尖酸烟味的“欧洲”空气吹进了包厢，包厢内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焦虑和自我意识，都让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欧洲”。我们牙关咬紧，内心坚定，我已经感觉到巴黎正在向我们招手……（后来，在所有误入巴黎的中欧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到这种浑身发抖的优越感）我们是多么的好奇啊，激动得感觉脊背蹿凉。那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全部的法国文学”——我读了左拉的书，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几部小说，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译本的作品我都读了；多多少少我听人讲过一点柏格森，我“了解”法国历史，但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到现在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141]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们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跟女教师克雷门汀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最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感到自惭形秽。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西方人派来接我们的冰冷、腌臜的车厢里？为什么我们怀着羞怯与惊恐坐在这儿，就像乡下的亲戚进城拜访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样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来，“西方文化”套在我们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就像让非洲人穿燕尾服。我们的神经出于自罪感而进行反叛。我们在欧洲的大门口开始忏悔，“西方”毕竟不同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著作蹩脚至极的匈牙利语译本，不同于奥迪的巴黎印象，不同于法国时尚杂志和法国刮胡刀，不同于在学校读的历史课本，不同于在家乡日常会话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顶的法语发音。我们开始猜测——其实只是出于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对周围氛围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们国家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个房间都有蒸汽供暖，有雇用的仆人、书橱里的歌德著作、优雅的绅士谈吐、对奥维德[142]和塔西佗[143]作品的了解，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一种文化最表面的接触，跟我们现在前去造访的另一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只存在皮毛的联系。我们通过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经感觉到困惑，感觉到在南特[144]做一位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145]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遇到某道难题，就想通过自身的勤奋和让他人敌视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符合欧洲气质。

罗拉聪明地坐在车窗旁，望着欧洲沉默不语。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说话，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俩相识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只使用符号性的语言；从我俩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阶层、同一个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气，当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她用聪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为她带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来到欧洲，她知道，“她必须格外小心”。我则左顾右盼，坐立不安，口无遮拦地喋喋不休。她静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这类的话：“在柏林要多买些漱口水。现在那里肯定会便宜一些。”我在过边境时想到的是，柏林的烟斗或长筒袜吊带会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说的要买的是这些东西，会更合我意。

“欧洲士兵”走到车窗前，他们踱步的样子，就像家乡的老爷们晚上打完猎回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车厢，不给凭据。我问他们，到了巴黎我怎样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时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显得非常惊诧。

“他们会相信吗？”我问。

那人从嘴里取下叼着的烟卷。

“您说什么？”这位欧洲士兵不解地反问，带着诚实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气反问，“您总不会撒谎吧……？”

他用英语跟同伴说了几句什么，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不时怀疑地扭头看看。

火车开了，罗拉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感到好奇，但她只用审慎的目光眺望风景，似乎所有的变化与陌生都令她害怕。她在德国时没感到害怕，也许，她现在正为离开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感到遗憾；在那里我们行动自如，德国的城市，德语，那里的生活习惯，那个庞大的帝国，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可信。在那里，我们往面包片上抹植物黄油，女士们戴着样子滑稽、小孩子式的皮帽子；但在那里，我们一起到雷恩哈特剧院看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和《格拉夫·冯·夏洛莱斯》，看完之后我们觉得，世界上的剧院都差不多。我们觉得德语挺有趣的，我们的情绪也挺轻松（一个人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不同之处”，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还有德国人的住宅、华丽的服饰或我们住在那儿的亲戚，都会让人感到开心。据我们观察，虽然德国人观察世界的态度有几分戏谑，但又并不是不可爱。从本质上说，他们总是很真诚。这个大民族尊重所有的外国人，有点惧怕外国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显得局促和窘迫——的确，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在德国，我们这些风风火火的、可怜的匈牙利人，觉得自己是“上等的外国人”。我们看什么都聚精会神，心怀敬意。当然，我们都是名字里带“冯”[146]字的人，护照上标明了我们的贵族身份，在德国人眼里是男爵名衔；那些朴实的莱比锡和法兰克福饭店的店员们，根本不知道名字里带“冯”字的匈牙利人在我们的国家多如牛毛。

不过，我们在德国见到的熟人是有灵性之人；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但感觉却像在自己家里。有一种文化的灵性，让人跨越了时间与疆界。在我们家乡，在考绍和整个菲尔维迪克[147]地区，我们有意识地，或许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多少有点按照德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我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至少我自己认为，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讲得挺不错了。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首都——布达佩斯刚好盛行匈牙利化，到处都是匈牙利风格，在新修缮的房子上画满了郁金香。在德累斯顿或魏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后来在法国、英国的城市里经常感到的那种陌生感：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在墙后发生着什么，不知道人们吃什么想什么谈论什么，他们会不会像蝙蝠一样抓着悬吊的绳子睡觉？抵达柏林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在那个大得可怖的城市里过的第一个夜晚，在睡觉之前，在把自己被初来乍到的印象搞得疲惫不堪的脑袋撂到枕头上之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大得惊人，就像一个不同寻常的外地城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像个毛头小子那样没心没肺，但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写并非出于无礼，而是出于可怕的想象。我在二十一岁那年抵达了一座大得无边无际的外地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有四百万人过着外地人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当时就已开始修建摩天大厦，在这里演出最完美的戏剧，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令我震撼的音乐，城市里到处可见各种富丽堂皇的大都市建筑；在神奇的工厂和实验室内，外国的天才们在做实验，聪明认真的德国人将全世界躁动、焦虑的灵魂都吸纳到一个系统内，使他们变得完美无缺——这是一座包容万象的世界大都市，无所不有，无所不容：民众、部件和领导方针。当时我二十一岁，被庞杂的印象搞得头晕脑涨，那只是我在柏林的第一夜，就感觉到自己抵达了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异国首府。不仅是我一个人感觉如此。当时，在德国战败后的第三、四年，柏林城挤满了外国人，下午，当我们在林登大道或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散步，大家彼此问候，就像在我们木碉楼相望的家乡或在外地小城的林荫道上悠闲散步。

我熟悉德国……就在那一刻，当我（我跟罗拉在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亚琛坐进一列剧烈颠簸的法国混编列车包厢）抵达莱比锡，准备在大学读新闻专业，我便感到自己熟悉德国。家人为我报的是报学研究院[148]下属的文学系……从我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特别的安全感，感觉在那里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里人也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偏见、品位和性情；不过除此之外，在我离别的家乡与庞大而神秘的德国之间，还在气候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噢，肯定不是“血缘”、“种族”或使用其他什么口号标榜自己的时髦团体，而是更神秘、更简单的亲属关系。后来，当我生活在另一种气候里，家教、成长和经验将我们区别开来；当政治与世界观将我推到另一侧河岸，我对无法否认的亲属关系进行了许多痛苦思考，试图用出身和起源进行解释，但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有一个猜测获得了证实：一名符腾堡的德国学生对歌德的一行诗句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绍和佩斯学校的同学们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战后移居德国的匈牙利人感受到的这种熟悉感和轻松感，是某种高傲自负、不尽信实的安全感和优越感：我们在那里虚张声势，就像莱万特[149]人在巴黎；我们跟当地人称兄道弟，自以为比当地人更谙世故；我们认为他们有些幼稚，觉得我们只要凭借自己思维敏捷的大脑、不拘一格的方式方法、灵活机动的骑兵式勇敢，就能轻松愉快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德国人什么都相信，就连佩斯的咖啡馆跑堂和偏远地区心地善良的小法官都不会相信的东西他们都会轻信！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生活态度不那么认真，不那么踏实，不那么专注，但也不是那么拖拉……我们在家乡时疲疲沓沓，而在柏林的那几年，第三天就想事业有成。我们了解德国人，也彼此了解，我们了解那些在战后流浪异乡，学识和理解力都不很扎实，但精力充沛、百折不挠的同胞们，也了解“事业”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对一个聪明的匈牙利男孩来说，没有什么要比成功地“跻身”德国人中间更容易了，就像佩斯人用土话称那些被成船运走、用来换取德国金羊毛的鹦鹉螺是“进口给德国人”。我们战后的这一代人意志坚定，神经里带着大毁灭的恐慌，我们毫不迟疑、满怀热望、义无反顾地闯到疲惫、萎靡、善良的德国……我们疾走在萎靡不振的柏林城，仿佛想给那些英俊、笨拙、迟钝的德国人一些教训。

瑞典人也这样东奔西走，为所欲为的莱万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成群结伙地坐进德国人的办公室、工厂、编辑部、剧院或画室，用当地人听不懂的语言絮絮叨叨，隔着德国人的脑袋相视微笑。我跟罗拉一起坐进列车的包厢，永远离开了那个陌生、沉闷、时常在货币贬值的舞蹈病中歇斯底里地抽搐、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幸的德国，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永别是多么的悲怆与无奈。火车开始在黑暗中缓慢行驶，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将我们从那个熟悉而神秘的国度拉走，在德国，我们多少能有一点在家的感觉；列车沿着那条不见横杆和界标的优雅路线驶出很远，穿过边境，离开那个名叫“中欧”的地方，离开我们在那里降生并长大的人文、种族与教养的辐射圈。虽然那个地方跟另一个欧洲有机地团结并融合在一起，但还是有着神秘的不同，难怪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150]犹豫不定：“究竟有没有意义把铁路修到那里？……”

不过，后来还是修建了几条铁路。有一天，我搭乘其中的一列火车抵达莱比锡，我到那里的第一周，就被女房东引诱了。这个妇人跟她当屠夫的丈夫一起从梅斯[151]逃到这里，他们到了莱比锡后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把在梅斯卖掉肉铺得到的法郎作为外汇拿到德国，可以兑换很多的钞票。那年我十九岁。屠夫每天泡在啤酒馆和工商会，晚上回到家，用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逗法国人开心，挖苦他们。那时候，我对于人，对于文字的重要性，对于人心的叵测和自发的卑鄙都所知甚少，跟伦敦动物园从国外请来的傻瓜喂狮员对欧洲文明的组成和伪装的了解程度差不多。我生活在长期病态的惊叹之中。对于人，我通常轻信他们看上去的样子，认为他们的言行是真实的。来自梅斯的屠夫和他的妻子怀着特别的激情撒谎。我觉得他们喜欢我，男人也喜欢我，但我厌恨他们，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身心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用奴颜媚骨的无礼方式纠缠我。在他们眼里，我成了莱比锡小巷内一间出租房里的童话王子——穿着与众不同的西装，捧着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印刷的书籍，带着矫揉造作的物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小黑人木雕和仙人掌，那盆仙人掌我始终不离不弃地带在身边，穿越历史，穿越革命，穿越边境；说老实话，我对金钱根本没有概念……我找到我在莱比锡时期留下的第一张相片。我瘦得吓人，一副黑眼圈，额头上耷拉着颇具诗人气质的发绺，两只手将一本书紧紧贴在胸口。我就这样于1919年秋天出现在莱比锡，出现在梅斯屠夫的妻子的生活里。

妇人怀着鬼祟不宣的目的讨好我。我住在她家的第三天晚上，她溜进我的房间诱惑我。我惊诧地看着她，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我整日在城里游荡，或在某家咖啡馆一动不动地坐几个小时，怯生生地品尝食物和饮料的滋味，我是那么孤独，仿佛在一座孤岛上。梅斯屠夫的妻子不能分担我的孤独。我喜欢这样的莱比锡，就像一座独一无二的巨大农庄，一座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农贸市场，在那里什么都可以买到：毛皮，南方水果，哲学，音乐，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屠夫的妻子是阿尔萨斯[152]人，灵活好动，肌肉健壮，是一个矮个子混血后裔；她从法兰西母亲身上继承了讥讽、聪明、乌黑的大眼睛，那双令人难忘的法国女人的眼睛长在一张德国人的面孔上，闪烁着外邦人生动的光亮，仿佛它们待在那里只是作客。她想知道我的一切，她会偷走我的匈牙利语家书，怀着令人感动、难以克制的好奇心一连拼读几个小时；她从早到晚帮我刷衣服，摆弄我的书籍和纪念品；她总用窃窃的耳语跟我讲话，好像担心她的嗓音或发音会让我高贵的耳朵感到不适。出于一个娇贵少年屈尊俯就的友善，我接受了这种可怕的调情。我隐隐约约、并不经意地意识到什么，自己就像一个隐匿名衔的过客住在这里，住在他们中间，住在莱比锡的小巷深处；而在我的家乡，我习惯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环境，比方说，在饭厅里有立式壁炉，有一段时间我们还雇用帮工……

关于这个妇人的记忆，直接让我联想到传说中女巫厨房里的魔法考验，或许因为她是我第一个通过每个汗孔和每寸肌肤，通过她难以名状、无法克服、隐秘莫测的陌生感认识的第一个“外国女人”，第一个真正的“陌生人”；对于这种陌生感，即便感情潮汐再汹涌也难以消解，肉体接触再炽烈也无济于事：总存在一扇陌生的身心无法冲破的绝密大门，即使用亲吻也难以打开，难以撬开；这是最后的秘密，这是黄金法则。我不相信爱情是所向披靡、能用符号性语言解开种族秘密的世界语。无论跟哪个热情洋溢、激情充沛的苏瓦达人交谈，这种陌生语言的爱情也会结结巴巴。人用母语梦想所爱之人。我在这个陌生女人身边，在我认识的第一个异族人身边，感到一种复杂的无奈：我不能将自己全部地给予她，有些东西无法用拥抱表达，即使被翻译成亲吻或耳鬓厮磨，但其本意仍永远是我自己的秘密；所有女人的秘密都要用母语讲述，梅斯屠夫的妻子就是这样……她总是显得既有点神秘，又有点原始；早上，当她一脸虔诚地踮着脚尖将淡咖啡和黄油小面包端到我跟前，头上戴了一只花环，腰间缠了一条藤蔓，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花环的人，在后来的十年里，在青春时代——可能是唯一真正不羁、欢快的青春时代——缺少田园牧歌情调的痛苦岁月里，“陌生女人”那顶繁复、杂乱的花环缠绕到我的生活中。在我脑海里，女人张开臂膀拥抱我的记忆时常闪现，我至今记得梅斯屠夫的妻子古铜色的瘦胳膊既强硬又胆怯的用力搂抱。我就像一位途经此地的统治者，允许她围着我伺候，并且爱我。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相识的最初阶段，她也并没向我索求什么。但是，在我搬到那里的第二个月，她和她的丈夫怀着某种印第安人的愤怒，在我的背后发起攻击。这种愤怒含带了陌生、另类和永远的不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向我索要一把衣服刷的钱，在那之前，我对衣服刷的价格一无所知。

在我的莱比锡房东眼里，我的仪表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他们用淡漠的眼神不无反感地观察我，包括我的衣服、我跟萨克森人略有不同的发式、我惹人疑惑的生活方式。出于城市小市民心态，他们心怀嫉恨地接受了这个没精打采、言行放纵的年轻人。我出没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大学，几家咖啡馆，还有一个匈牙利年轻女演员的“艺术家沙龙”，那里聚集了许多容貌美丽、内心细腻的姑娘，仿佛在祭拜“地灵”。想来，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跟在剧院舞台上一样扮演露露[153]——怀疑一切，对一切感到陌生。我随身带了好几套西装来到德国，每件衣服都是天鹅绒领，里面配一件黑衬衫……莱比锡的母亲们，抱着孩子站在窗口盯着我看。在我动身之前，父亲给了我三个月的生活费，可是我在第一个星期，就把这笔可观的费用花掉了大半，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花的，都花在了哪儿。——我想，我买了英国香烟、书和咖啡……品尝萨克森烹饪的美味佳肴；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主要靠黑咖啡和大学隔壁的费尔斯咖啡馆卖的一种名叫“年轮”的糕点度日。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生活窘迫，处境变得越来越戏剧化，冬天，我开始节食。最先，我卖掉各种天鹅绒领衣服，总共卖了二十多件。第二年我是这样过的：东游西荡，四处流浪，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饭店到租赁房；每天只穿一件西装，这件破了我会扔掉，然后再做一件新的。

由于“贫困交加”，我到新教传教士办的“救济站”蹭饭吃。一位脸色阴沉的大胡子男人弓腰站在汤锅前，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莱比锡，除了心胸狭窄、爱喝苹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还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大集市上不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新教传教士们津津有味地品尝在他们看来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锅里做的海鱼、煮土豆等特色小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爱吃味道过重的传统萨克森餐。战后，新教传教士从过去的德国殖民地被赶走，由于他们没有几个信徒，所以他们每天午餐后都向我传教——就像艺术家出于职业习惯，即使在火车上也忘不了背台词，仿佛他们担心所有莱比锡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会忘掉传教的方法和本领。午餐后，新教徒们喝着淡淡的咖啡，点上一支烟味刺鼻的“进口雪茄”坐在救济站的会客室内，镜子上方悬挂着一面织锦，上面绣着这样的话：“假如在不幸的命运中你感到绝望，请想一下奥古斯特国王的话：学会不抱怨地忍耐。”传教士们朗读《圣经》，然后提问，架势活像一头野兽。我听了他们几星期的布道，后来不再去了。我还不如吃罐头维生，当时罐头在德国很流行，我整天吃廉价的、密封在铁皮盒内的牛肉，喝燕麦汤。

我在莱比锡都做了些什么？家里人只知道我在大学用德语读书，准备成为一名记者。事实上我在幻想，在做梦。那时我很年轻，只有年轻人才做梦。我那代人并不渴望“出人头地”。我们真正渴望的只是梦幻，在我们生活里缺少不真实、不可证的童话元素……我在学校后面的墨丘利[154]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莱比锡最古老的咖啡馆，好比一份“无所不知的世界新闻报”，上面有成百上千条新闻，每天我都会激动不已地阅读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仿佛我在预习课文，背诵那天在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我吸着冒着鸦片甜香的烟缕、令人飘飘欲仙的英国香烟，做着梦，看着窗外的莱比锡街巷，那么平常，又那么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榄树或棕榈树林。无限低调，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国香烟就完全满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员或哪出戏剧我不喜欢，我会在演出中间逃离剧院；我从来不进电影院。我能在雨里走几个小时，总是暗自演绎，我坐在莱比锡火车站——“欧洲最大的火车站”——的一条长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后来我在国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轻时代刚出国时那样放任自流。我没想从任何人身上获得任何东西，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不曾期待；我对一切都心怀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个声调；在那些年里，我还极度善良。也许，当时我是一位诗人。

我最喜欢读的还是诗歌。我在衣兜里揣着那些早已踪迹全无地消失在文学翰漠里的诗人的诗集。谁还会记得阿尔伯特·艾林斯坦[155]？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那样的古老，那古老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在时间与距离中迷途的原始人发出的。我记得他写过一本小说集《图布奇》，那本书我随身揣了好几个星期；小说并没什么特殊“意义”或“史诗性内容”，但在这位维也纳诗人所写下的字里行间和所描绘的幻境背后，都回响着清越不安的乐音；我对音乐心怀感恩。我一连几个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馆内翻译艾林斯坦的某篇诗作，不管我的译文是好是坏。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我至今记得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156]清新淡雅的水彩画，就像在某次梦境里看到的希腊风景。那时候，捷克诗人布列兹纳[157]的诗歌刚被翻译成德语，由因赛尔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读者们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位诗人。有一位名叫库尔特·黑奈克的德国年轻人，我很长时间都以为他是一位大诗人。也许他在当时，在某个瞬间，确实曾是位大诗人。奥古斯特·斯特拉姆[158]写了许多未来主义的德国垃圾；当时我很喜欢他。威尔费尔[159]的声音已经相当响亮，他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出版。戈特弗里德·贝恩[160]、西奥多·道布莱尔[161]、勒内·希克利[162]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63]等都在为新杂志撰稿。德国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从庸俗读物和战争宣传品中复活。

在这些诗人中，只有一两个名字留了下来，或许只有威尔费尔和卡夫卡的作品从当代的潮流与审判中幸存下来。卡夫卡对我的影响尤其巨大。在这个根本不能用公众标准进行衡量、只用欧洲文学的真正标准衡量价值的狭窄圈子里，这位年轻的捷克—德国作家的作品已经被划归为经典作品，他在四十一岁那年病逝，死后只留下残章断句。卡夫卡是我自己为自己发现的作家，就像梦游者发现了笔直的路。在一家书店里，我从数以千计的图书中抽出一本名为《变形记》的小册子开始阅读，我当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不可能搞错，不可能误解。对于一位年轻作家来说，找到自己成长需要的榜样，凭的是神奇的本能。我从来没有“模仿”过卡夫卡；但我现在已经很清楚，是他的几篇文字、他对事物的洞察及其观点照亮了我内心幽暗的区域。很难为文学的“影响力”下定义，很难与在作家身上启动了文学思考过程的那些人坦诚相对。不仅是生活，文学也充满了神秘的亲属。在我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我遇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那种熟悉感来自复杂、痛苦和某种未能实现的久远约会），让我不得不带情入戏。有的时候我与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为可爱的女人都会让我感到有一点“熟悉”，让我想起从前那个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这些人让我无法回避，我们是亲属，有些事我们必须要谈，当面谈，一对一地谈！这种相逢有时也发生在文学中。一个熟悉的灵魂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呼唤，将自己袒露给别的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声音，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尽管我知道这位作家的“影响力”从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体现，但是他让我内心的能量获得了释放；我一下子作为另一个人进行观察，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不仅唤醒了他的力量，还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感到惊恐不安。

害怕的人才会叫喊。正因如此，我在惊恐中迅速开始写作。我写诗歌，在那个莱比锡的秋季，我写了整整一本诗集——后来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人类的声音》。“人”，遭受凌辱的人文，在德国的新文学里就像一出节目，就像杂耍戏院里的海豹。诗集中有一首取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人类的曙光》。有位一度彻底沉默、销声匿迹的德国年轻诗人莱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书，标题是《这是个好人》。这类标题本身就足够时髦，出版社和读者都满心共鸣地接受诗人。诗人们聚焦于“人性”，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那样，发掘出过去从未触及的题材领域。一切全都付诸纸上。人性也从未像那五年里被那般放肆、无礼地羞辱过，一下子成了文学商品。

我跟一位荷兰裔的年轻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他的名字很长很美很迷人——阿德里安·冯·登·布洛肯·尤尼尔。我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安狄米恩[164]》的文学刊物。这本杂志只出了一期，其经费就花光了阿德里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全部遗产，大约六百马克。我从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儿子命名我们的杂志。关于安狄米恩的传说我们只知道这个，他妻子只能在他的梦里永不厌倦地亲吻他，并遭受众神惩罚，怀了多得离奇的女儿。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希腊名字的旋律感。那本杂志只发表诗歌，大部分诗歌是阿德里安写的。即使在偏爱神秘传说的莱比锡，我们也应该揣测到，我们的杂志不会吸引太大的读者群。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创办这本杂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境遇：从那之后，有越来越多满怀期待、钟爱诗歌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馆。谁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位年轻诗人，孤独而好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瘦削男孩，前额垂下一绺头发，就像旧版画上刻画的那种面无血色的病弱诗人。

莱比锡是这座精致的萨克森小城与粗粝、冷酷的异邦情调不同寻常的化合物；难怪马伊·卡洛伊曾住在这里，再不愿离开，他在一栋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纪末的分离派风格的房子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山民的秘密》。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165]，也不会比住在莱比锡更加危险。每逢遇到大集市，我尽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馆的门槛，因为我和阿德里安都极其蔑视世俗生活中的采购场景。要维持符合诗人身份的、真正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说来说去还是需要钱。

我对钱的态度格外特别，我从来不曾惧怕过它。从天性上讲，我是一个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种谨慎小心的寻欢作乐者。我从来不为可能遇到的生活烦恼忧心忡忡，既不担心会饿死，也不怕需要什么而没能力获得。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对钱所抱的这种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从何而来。我的生活条件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发生过太大的改变。没有哪个月我曾彻底摆脱过金钱上的困窘，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没钱而苦恼得失眠，只要我手头上一有钱，就会随手乱花，转眼之间花个干净；但是与此同时，我记下所有的日常开销，连小费都记，我随手记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记录，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账房先生，每天都认真地记账。在莱比锡，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是由父亲每三个月一次地转账到一家声誉良好的私家银行，银行的名字叫“科纳特、纳霍德与库恩”；这些古老的德国私人银行，通常坐落在狭小、低调的僻静地方，那些见识不多的公务员即使站到漆色剥脱的旧写字台前，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它们的金融网络遍布世界，业务之多根本不次于我们家乡的那些大理石宫殿，甚至更加生意兴隆。很快，我跟这家银行建立了友情。他们可以不按“银行的常规”付给我钱；当然，我父亲随后会补付那些账。

他们预支给我钱，是因为我还年轻，我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钱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回来，他们出于传统而相信这点；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他到国外念大学，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到10号就囊中羞涩，连一枚铜板也没有了。因此，德国市民家庭会借钱给离家求学的外国男孩，这些小小的帮助会加强私人银行与好几代市民阶层的密切关系。这些男孩慢慢长大，父亲们会偿还儿子们留学期间的欠款，男孩们摇身变成律师、医生、商人、工厂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曾在学生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过他们的银行做生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莱比锡的私人银行以某种家长制、家族化的处理手段，帮助外国市民阶层的年轻人随机地解决“月供”难题。这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后来我在德国外地城市发电报给莱比锡的金融机构，抬头称：“亲爱的银行……”亲爱的银行总能有求必应地寄给我两百马克，有时还会在汇款单上附一封信。

我在莱比锡另一个要钱的来源，是规模庞大的布罗克豪斯公司[166]。当时，这家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能向国外汇款。有一位考绍书商跟布罗克豪斯公司有着十多年的业务联系，他给公司老板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住在莱比锡，假如我遇到麻烦，他们能否给我一笔不大的救助款，稍后结算，如数还清。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德国大公司来说，通过这种家庭性质的业务委托帮助外国客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的。它曾是这个阶层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老布罗克豪斯对我非常热情，给我寄钱，请我到他家做客，经常跟我聊蒂萨河，送给我几本他自鸣得意的出版物。那是一家庞大的企业，印刷厂和出版社连为一体。《百科全书》一度将公司的业务范畴拓展到广阔无边，全世界人都谈论它，并跟老先生建立业务联系；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跟埃森[167]的贝德凯尔公司旗鼓相当。老布罗克豪斯对我的态度格外友善。我要讲给他听：我在大学里学习什么，新闻学院的课上都教一些什么，我在剧院里看过什么剧目，我喜欢读哪类书，我认为什么是新德国文学。他睿智而强悍，属于铁血首相[168]的那代人，属于强大、荣耀、坚韧德国的“橡木一代”；他是一位肩膀很宽、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有时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跟我促膝交谈；他对匈牙利人抱着真诚的同情心。正是这一类德国人在那个时代——在俾斯麦时代——建立了第一帝国，建立了强大富有、让全世界人向往的德国。我觉得，我去布罗克豪斯公司实习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那时候，我居然还会想着找工作！我对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我对“具体细节”并不太感兴趣……

但是，无论老布罗克豪斯，还是亲爱的银行的善心，都无法把我从没钱的窘迫中解救出来；我三天两头身无分文，徘徊在莱比锡街头，就像马伊·卡洛伊小说里描写的在沙漠中迷途、饥渴难耐的主人公。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术根本是错的，由于“长期”泡在咖啡馆里，我在那里花的钱比最为奢侈的、我能够担负得起的娱乐要多得多。我的钱都给了咖啡馆；我的住处没有供暖，因为我把供暖费花在了去咖啡馆取暖。我不是去新教救济站蹭饭，就是从书籍、罐头中摄取养分，因为我把本该正经吃饭的钱都花在了咖啡馆。我付小费，存衣服，买报纸，给看厕所的妇人钱——我把许多钱花在泡咖啡馆上，那笔钱足能养活多口人的德国家庭。我有一个偏执症，只要见到报纸、杂志就会买下，将口袋塞得满满的。我还买外国出版的外文报，比如瑞典或荷兰报纸，尽管上面印的单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买那些连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买、令人绝望的文学杂志，比方说，《安狄米恩》那类。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总揣满了名声不佳、毫无价值的新闻产品。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馆里，阅读这些印刷品。那架势好像要干出点什么。我对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对混乱无序感兴趣；没有人遵守任何游戏规则……报纸教我们的就是这些。可是，我的钱越来越少。亲爱的银行和布罗克豪斯大叔，终归也只是出于礼貌地借给我为数有限的一点点钱。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下定决心，要从事某种“职业”。

汉斯·雷曼[169]是一位萨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名为《龙》的周刊。这本《龙》鞭挞了萨克森人生活传统在当地的表现，讥讽了地方陋俗，特别是小市民心态。想来，在莱比锡这座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车站、市政府大楼、屠宰场和民族英雄纪念碑处，在这个曾经“最大的”、不管怎么说也曾是德国“王宫”所在地，在这个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里，无时无地不打着小市民的烙印。《龙》中写了萨克森人吃什么，萨克森人觉得什么很幽默，萨克森人喜欢或讨厌什么样的方言，哪种萨克森人是最让人尴尬、最各色的萨克森人。可以想象，这本杂志惹人关注，萨克森人对这种无情的剖析并不太高兴。雷曼自己也是萨克森人，他对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周刊不报道当地丑闻，始终保持严肃、坚定的批评态度。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小杂文，描述一个人在莱比锡感到怎样的陌生。我将写好的文字塞进一个信封，寄给了雷曼。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德语文章。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语写作；后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诧，是一种怎样的不自知之明和无耻的勇气怂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种我虽然能说能懂但从不曾写过的艰涩外语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假如有人问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语名词为什么要用“n”做中性词尾——当时我也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但我抱着夜游神的自信使用动词和名词，调换“als”和“wie”，选择词汇，真的就像做梦一样……我十分自信地用德语写作，好像从来就不曾用别的语言思考过。我很可能写错了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写的是德语；后来我才知道，我写的可能是结巴的德语，就像一个小孩子或词语贫乏的人用母语结结巴巴地讲话。雷曼读了那篇文章，觉得那是用德语写的，并且登在了杂志上。我读到它时，心怦怦狂跳，认为自己能用德语写作了……我感觉自己潜入了深水。我看到了我的生活与规划的新的可能性。我何时何地学会了德语？我在学校里几乎没怎么学，我虽然在祖父母家里讲过齐普塞尔味的德语，但也不可能在记忆里留下如此之多。我讲德语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里学会了写呢？也许，我的德语知识是从我的萨克森农民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他们留给了我一些含糊的记忆，现在，当我置身于萨克森人中间，这种能力便从天而降。就像一个站在钢丝上的人被允许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带着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国的海洋里扑腾撒欢。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厚礼；当时我并不知道，外语只是拐杖和助手，一个人并不能因为会外语而无条件地成为作家。作家只能在母语环境下生活和写作；我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因此，十几年后，我还是回到了气氛恐怖、满目疮痍的家乡；那时候我已经能用不错的德语写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讲法语，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自己的外语口音感到焦虑，脸色苍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语的环境中。

在莱比锡，我暂时为自己的德语水平感到自豪。雷曼是一位秃顶、矮胖的萨克森幽默家，他总是鼓励我，希望我成为布达佩斯名流。匈牙利有两类人名声很好，好士兵和好记者。德国人认为，我们至少能做这两个职业。但我的身份听起来还跟布达佩斯人不同，我来自菲尔维迪克，应该算是乡下人。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馆碰面（他心地善良，语锋犀利，总是不依不饶地挖苦萨克森人，极具杂文家天赋），他一脸严肃地问我：“您又在写诗呢？”他认为，年轻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为一个人稍不留意，马上就会犯青春的罪——写诗。他想让我写文章，时不时地递给我五十马克。我在文章里描绘了莱比锡的租赁房，讲述跟萨克森人在饭馆里度过的一个夜晚，记录跟一位萨克森哲学家在大学的交谈。他给我布置家庭作业，让我为《龙》写一篇讽刺文章，命题为：“在莱比锡博物馆，在马克斯·科林格[170]的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莱比锡的批评家们认为，科林格“将古希腊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里，但是在我看来，像某个人用萨克森口音说希腊语……）我满怀热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进行写作。在《龙》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给报纸出钱的家伙、漫画家和在周刊上做广告的广告客户。几乎每期都会登一些我写的短文；条件只有一个，我保证不投给莱比锡报社……在莱比锡官方的精英圈里，这份小报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壶里放苏打粉。虽然，萨克森人晚上在饭馆里脸红脖子粗地高声谴责，但他们还是要看。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他有本事让人随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么样都没有罪。

我报名上大学，在文学系读了半个学年。这所专业学校隶属于报学研究院。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顾问官[171]领导（威廉时代，在德国大学里留下了不少秘密顾问官），这位人称“枢密院顾问官布吕谢尔”的人早在青年时代，早在创始人莱奥波德·索恩曼时期就曾在《法兰克福报》供职。那些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写新闻的学生们，师从一位名叫约翰·克莱因鲍尔的哲学家。学院里有教学楼、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价值连城的藏书和成千上万份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报纸。我始终难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学计划”。秘密顾问官每天晚上都做报告，回顾德国日报的起源，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十字报》如何初出茅庐就战胜了自己的众多敌手……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带着文化史的性质；但是跟日常性的新闻写作没有关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我听说，美国的类似研究机构通常会为事业心很强、有新闻写作天赋和从业意愿的学生们提供很多的实践机会；但莱比锡的研究院对此却严格禁止……有一天，顾问官得知我给雷曼的报纸写文章，他感到吃惊，并禁止我在没有得到毕业证书之前为那份报纸工作……我耐着性子去教学楼听了一段时间的课，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对那里的课程厌倦透顶。学期结束前，哲学家克莱因鲍尔把我叫到一旁，劝我离开研究院。我们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应顾问官要求编辑了一篇关于《皮斯堡日报》编年史的论文；他本人，顾问官本人都认为这篇论文写得很蠢，事实也如此。我根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在《十字报》的旧报纸中花费时间？我学了半个学年，遭到劝退，因为我这个学生是个无可救药的榆木脑袋，最终我转到文学系的另一个专业，在那里听了半学年的“辩证历史观”，格茨[172]和弗莱耶尔[173]。

无论我自己怎么美化，我在莱比锡大学里都没学好，我在父亲面前感到失败的耻辱。父亲始终坚持说，既然我已下决心干这一行，怎么也要“拿个什么文凭”。从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读法学，以后成为律师，接管我父亲的事务所。父亲并不希望我误入歧途搞什么报道；当然，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过他要求我大学毕业。每个学期，我都要将记分册寄到考绍；几年过去，我慢慢变成了一位“老学生”，先后在家乡、莱比锡、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大学里学了十个学期。我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一点不觉得那个头衔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在我看来，那只是个没用的幌子，花两百马克我就可以买到这个学历，选一个平常的课题，比如，做一个半小时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自由演讲。一位大学生总共只需花半年时间，就能把博士学位搞到手，每个人都能从文学系毕业。我一学期一学期地在大学之间流浪，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学文凭”。有时我追随某位教师，有时给某位校长当助手，根据他给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资料中发掘某枚未知的箭矢；这种时候，我能一连几个星期都乖觉地坐在教学楼内，直到讲座窒息于讲演者的“体系”里。我意识到，我需要的东西，大概只能自己寻找，必须通过独立思考才能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