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一部（1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在这座城中，两层的楼房[1]仅有十来栋：除了我们家住的那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还有几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木匣。（“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2]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3]，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4]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茅厕，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颤，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5]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子。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煤气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油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油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6]；说老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在灯丝上方装上一块铂金片。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第一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油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油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式暖气，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第一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我的父亲也这样认为，有身份的人不应该付房租，不应该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因此，他为了能让我们尽快搬进自己的家而不遗余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花了足足有十五个春秋。然而有一天，当我终于跨进“自己家”时，只是作为一位回家探亲的大学生，那栋流光溢彩、宽敞得浪费的建筑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公寓楼里度过的。我一想到“家”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出中央大街路边的房子、宽阔的庭院、带铁栏杆的狭长走廊、掸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装有电泵的水井。在我看来，那是一栋阴郁沉闷、杂乱无章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被建在那儿的。居民之间缺少友情的维系，他们甚至连邻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都有自己世袭的身份，论阶层，分宗派。住在老楼里和平房内的人家，不管是仇敌还是朋友，肯定都是属于难以相容的那类人。

楼里住了两户犹太人家：一户是所谓的“改革派”或“进步派”[7]，家境富裕、见过世面、已经市民化了的犹太家庭，他们租下了二层临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当封闭、傲慢，从不跟楼里人来往；住在庭院后侧底层的是一户族亲众多、信奉“东正派”[8]的犹太家庭，他们家境困窘，并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总有更新的亲戚和新生儿出现，全家人挤在庭院后侧三个昏暗的房间里。有的时候，比如逢年过节，那里会挤满亲朋好友，嘈杂喧嚣，匆促忙乱，仿佛与会者准备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那些“穷犹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亚人打扮，恪守教规。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很穷，但不管怎样，楼里信奉天主教的邻居们对这家人的好感，远远超过对那户封闭、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层的“穷犹太人”家里，有人率先剪掉了传统发型，换上普通人装束，脱下长袍，摘掉礼帽，剪短头发，刮净胡须，穿上流行时装。没过多久，大多数家庭成员纷纷效仿，摇身蜕变。孩子们改上市民学校，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报名上中学。十到十五年后，身穿长袍的犹太人不仅在我们楼里销声匿迹，就连在城里也非常少见。在我们楼里住过许多孩子，但我已经不能逐一记起。跟楼上颐指气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楼下这家“穷犹太人”跟基督徒的邻居们相处得更为融洽，更为友好。楼里人用庇护的口吻谈论他们，甚至有点夸大其辞，称他们为“我们的犹太人”，夸他们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们颇为自豪地对外宣布：在我们那栋高大、摩登的公寓楼里不仅住有犹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有资格住在那儿。二楼那家贵族气派的犹太人我们很少碰见，他们活得潇洒自在，经常外出旅游，他们的孩子们在天主教中学里念书，女主人是一位消瘦、忧郁、患有心脏病的女士，能弹一手好听的钢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里找裁缝定做的。毫无疑问，楼里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妇人们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着总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连我都觉得她那样打扮既不礼貌，也不检点。楼上这家邻居“不管怎么说仍旧是犹太人”，他们活得过于浮华，过于奢侈，比方说，那位富婆比我母亲打扮得更为优雅得体，弹钢琴和乘轿车也更加频繁。“什么都应该有所节制。”我在心里这样暗想。我们跟东正派的那家犹太人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沟通和相互理解。他们也不必因为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必因为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着装风格、节庆风俗和古怪混杂的方言土语，不必因为将德语、意第绪语、匈牙利语的词汇大杂烩而表现出刻意的谦卑；包括他们自愿保持并且强调的外族性在内，让我们更多地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具有异邦情调的部落而已。我们甚至还会同情他们，就像所有富于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样，觉得自己应该庇护这种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我母亲有时会送一些瓶装的水果罐头给楼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长妇人，而在复活节时，那家犹太人则将薄饼[9]包在干干净净的白布巾里作为礼物送上楼来，我们彬彬有礼地接过来道谢，饶有兴味地打开布包观看，不过我想，家里没有谁会吃它的，就连用人们也不会吃。我们同情并且接受这一家人，但是从某种形式上讲，这种态度就像对那些经过驯服后的黑人。我母亲有时跟他们搭讪，当然只是在大扫除时，她站在楼上朝楼下喊几句友善的寒暄话；那位憔悴不堪、头戴假发、永远在喂奶的妇人则平静地应和：“是啊，是啊，尊贵的夫人。”我不认为母亲这样寒暄是想让那位可怜的犹太妇人意识到“社会差别”；而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这家人对这种差别心知肚明，住在底层的犹太人也从没想过要巴结我们；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家人对于社会差别的谨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没什么两样，的确，他们或许更加神经过敏，他们跟我们所做的一样，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回避各种可能导致大家彼此亲近的机会。总的来说，楼里的住户们都很同情这家穷犹太人。我们怀着善意的默许，关注他们的节庆和非同寻常的习俗。毫无疑问，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犹太人的节庆旧俗在庭院里搭帐篷，他们连犹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亲甚感吃惊、略带愤慨地讲述说，他跟楼上那家颐指气使的犹太人一起乘火车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车厢里吃包在棉花里的鲜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们整个晚上都惊诧不已、愤懑不平地谈论此事，尤其是我母亲，她为这种“不当行径”倍感愤慨。

这两户犹太家庭从不往来。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制造商，在外地生产玻璃制品，三天两头外出旅行，肥胖，敦实，秃顶，对自己的妻子态度恶劣，背着那位未老先衰的忧郁妇人跟他公司里的女出纳们乱搞；显然，全城人都知道这件事。妇人忍受着小说里才有的那种厄运煎熬，坐在敞开的窗前弹钢琴，琴声悠扬婉转，令人驻足倾听，乐音绵绵无终。楼里人都知道这家人不守犹太戒律，他们吃腊肉，用猪油做饭；出于某些缘故，楼里人对此也特别不满。如果说在这栋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楼里有过“犹太问题”，那么肯定不是由那户族人众多的东正派犹太家庭引发的。我们楼里的所有居民对底层犹太人那些身穿长袍、垂着小辫进进出出的加利西亚亲戚所抱的同情心，远远超过对彻底开化了的玻璃制造商及其家庭的。我们对改革派家庭优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点惧怕他们，至于惧怕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触中，楼上的男主人对天主教邻居和楼下那家既谦卑又高傲的穷犹太人总是彬彬有礼，表情淡漠。比方说，我们从来没听父母说过要我们避开东正派家庭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人禁止我们跟那些面色苍白、消瘦单薄的男孩们一起玩耍。他们穿着式样特别、很显老气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总戴着黑色礼帽，一点儿都不耐心，在激烈进行的游戏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贱种”[10]。当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不太生气，因为他们不懂这句意第绪语是什么意思。当六七个东正派孩子跟庭院里长大的天主教小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制造商的继承人们已在保姆的护送下去学校上课，或有家庭教师登门辅导，这些孩子被悉心监护，唯恐会跟犹太无产者混到一起。楼上那家孩子从来不下楼跟我们一起玩，这种目中无人的自我封闭严重伤害了我的正义感，以至于有一天下午，我将楼上已读三年级的大公子骗到地下室，把他锁在锅炉房里。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缄口如瓶，那时警察已经赶来寻找丢失的孩子，玻璃制造商的夫人发疯似的哭号，呼叫声在楼里久久回响。清晨，男孩被锅炉工发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男孩始终没有出卖我。面对盘问，那位木讷、迟钝、困眼迷蒙的少年固执地沉默，后来也一样，他从未因此报复过我，即使许多年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对此事绝口不提。也许他觉得我那么做是对的。孩子们总是迅速判决，而且不留上诉的余地。

慢慢地，住在底层的犹太孩子们全都换掉了传统装束，但是这家人每年仍在庭院里用被子和毯子搭帐篷，男主人——那位少言寡语的部落酋长每天下午都钻进帐篷，一个人在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物里待好久。听他的儿子们讲，他们的父亲在帐篷里祈祷。有一次，我们透过被子的缝隙朝里面偷窥，看到男人坐在帐篷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悲伤地望着前方。有可能是感到无聊吧。有一天清晨，整栋楼在一阵嘈杂声中惊醒，许多穿长袍的犹太人接踵而来，鱼贯而入，底楼的房间里挤满了陌生人。一个名叫拉约什的九岁男孩，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自豪而沉重地对我们的疑问做出解答：

“真可恨，我父亲夜里死了。”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神情中带着一股无法模仿的优越感。

那一天，他从早到晚都一脸傲慢，那目中无人的模样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我们无缘无故地揍了他一顿。

我家住在一楼，我家的隔壁是一家银行。银行在很早以前就租下了那三个窄长、昏暗的房间，经理室的房门开在楼道里，旁边是财务室，朝向庭院的那间是会计室。我父亲的书房跟经理室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凿有一个“秘密洞口”，如果经理有事找我父亲，只需打开秘密洞口的小铁门，就可将信笺、文件或账单递给他。这种父权制的办事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确实颇有成效，银行的业务红红火火。两位年长的女出纳在会计室工作，收银员的任务交给一位提前退役的骑兵队长负责，他被不测的命运折磨得总是愁眉苦脸，跟在兵营里一样，他总对那些前来借钱或付利息的农民大嚷大叫。这位骑兵队长之所以辞掉军衔提前退役，就为了娶他的情人为妻，女人是一位贫穷的女教师。他自从做了这一行后，再没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思乡般地眷恋过去的生活，于是总是诅咒这愚蠢的世界秩序，将一位骑兵队长贬为银行收银员，他迫不及待、粗言恶语地希望能赶快“发生点什么”。就在世界大战[11]爆发的第一天，这位已经退役的骑兵队长又穿上了旧军服，腰挎战刀走进银行，向重又对他变得毕恭毕敬的昔日老板郑重告别。我从未见过有谁能比此时此刻的他更幸福，他捻着胡子简短地应道：“感谢上帝，终于发生了什么！”当时，有许多人都跟他一样热血沸腾地奔赴战场，结果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阵亡了。

不过，正是由于那家银行——“我们的银行”在一楼昏暗的房间里办得红红火火，我们未能嗅到战争的硝烟。银行的客户们扛着褡裢坐在楼道里歇脚，耐心地排队。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州里北部郡县的贫困农民，那里的收成总是很糟糕，有几英亩地的人就已经算是中产地主；由于那里的土质贫瘠，草场荒芜，即使拥有五百英亩的地产，也称不上是庄园主。住在那个地区的斯洛伐克人大多不会讲匈牙利语，用人们也只会说一种图特语[12]和匈牙利语混杂的特殊方言：在当地的乡绅圈里，人们虽然将匈牙利语作为正式的社交语言，但在家里，在家人之间，就连移居到那儿的匈牙利人都更习惯讲带齐普塞尔[13]口音的德语。他们并非刻意如此。他们是有都市人气质的匈牙利人，但也习惯了穿拖鞋和长袖衬衫，晚饭后连老爷们也用德语聊天。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自豪、最光彩、最荣耀的记忆就是：在我们住的楼里有一家银行，那是一家有收银员和现钞的真正银行，人们只需去那儿在纸上签几个字，就能立即得到钱。那个时候，银行业务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无神秘可言。农民们一大早就扛着褡裢排队等着，褡裢里包着腊肉、帕林卡酒[14]和公证员给他们开的地产证明文件。每天中午十二点，银行都会进行一次“审核”，董事会成员、两位老神父、银行经理和法律顾问聚在一起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议”，对一百、两百克罗那[15]的贷款进行投票表决，开单入账，客户下午就可以领走贷款。当时，钱多得让全世界惊叹，就连我们住的小城里也多得泛滥。除银行之外，还有个人信贷，退役的骑兵队长兼收银员有时出于“好心”和“侠义”，还会替客户代付欠账。贷款期限到了之后，农民们要么能还，要么不能；如果不能还款，就得拍卖十英亩地中的五英亩，由银行收购。那是一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意，自然得就像世间万物，有因有果，平静无澜。银行里有许多钱，可以四处播撒。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都为这家和善、友好的银行感到由衷地自豪。大人们的金钱秘密，就像其他的那些生活奥秘一样令孩子们兴奋。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楼里，在又笨又厚的保险柜里藏着大人们最常谈论的至尊之物。我们看到挂在前来借钱者脸上的谦卑，听到他们喋喋不休的哀叹和抱怨，还有他们对所有人低声下气地说“吻您的手”[16]；他们不仅对银行的股东们，即使对仆从们也这般毕恭毕敬。楼里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慈善，而且归属于一个大家庭，这对楼里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与自豪啊！我们觉得，只要住在这栋楼里，只要与这家银行为邻，谁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我认为父母们也都这么想。这栋楼属于这家银行，好心的银行允许楼里拮据的房客迟付房租，甚至还提供小笔贷款。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银行的钱里有一小部分也属于这栋楼里的人家；那是一个仁慈、友善、可以信赖的世界，住户们去银行借钱，就像去找一家之主或一位富有的亲戚，银行会借给他们钱，想来谁会为了躲债而从这栋楼里逃走呢？孩子们天生就有了钱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在银行的影子里降生并在它的庇护下长大的人非常幸运，就像定居在丰腴大地的古老源头，只要我们守着这家友好、善良的小银行居住，即使以后，我们都永远不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麻烦。这个并不很高尚的古怪感觉一直伴随我到学生时代，甚至伴随我到在国外流浪的蹉跎岁月；即便那家银行早已倒闭，但还是能在金钱问题上给我提供某种安慰和安全感，似乎我想跟金钱维持一种初始而直接的童年关系，而事实上，那些钱从来就不可能属于我和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想来这真是残酷无情。

银行的生意兴隆，股东们也都发了大财，就连雇员和仆从也不例外。有一位雇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另一位摇身当了作家，出版了两本讲述郊外城堡废墟传说的书。每个人都有闲暇和精力欣赏艺术。就像一位羽翼丰满了的工业骑士，银行在狭小的空间里已难以容身，于是大兴土木，在庭院里盖起一幢仙境般的玻璃宫殿。那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简直像一座玻璃教堂：厚厚的玻璃板是从德国运来的，在金库的上方，盖了一个我后来在国外都很少见到的穹窿顶。农民们将这座银行宫殿称为“伯利恒”[17]，他们像朝圣一样从周围的村庄纷纷赶来，在玻璃穹窿顶下悄声耳语，一脸虔诚，仿佛真是在教堂里。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对它气派的外表和精美的装饰赞叹不已，很难用准确的词语形容这座过度浮靡、浪费、辉煌、极度华而不实的建筑杰作。那里具有真正的银行所需的一切：保险库的铁门足有一人多厚，听到魔咒才应声打开；理事会大厅也铁门紧闭，里面配备有非同寻常的计算器和打字机；银行里还储有许多钞票。最让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好奇的是建在楼长家对面的保险库，地基打得很深，深埋在地下；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只只金属匣内装满了金银财宝。那是美好、欢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眼前施展的魔法，变出了一座如此这般的童话城堡，只是年长的存款者们不喜欢它，那些老派、守旧的有钱人更乐意看到他们的财产存放在楼上昏暗房间内瘸腿的钱柜里。他们望着那座玻璃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地下室连连摇头，疑虑重重地唠叨说：“这是拿谁的钱盖的啊？”

“安德列大叔”掌管银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家族后裔，法学毕业，他跟整个那代人一样，在“自由职业”中谋求快乐，对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职不感兴趣。在童年时代，我对贵族阶层这种博学睿智的生命阶段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后来发现，当代文学对这段时光及其角色的记忆有误。安德列大叔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对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银行生涯，他一丝不苟地恪守营业时间，丝毫让人联想不到那类成天打猎、赌博、旅行，并在半夜三更打牌时接过卡西诺赌友欠账单的外地银行职员。生活总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经济学家，但是他在银行里誊写账目的时间远远超过打猎、打牌的时间。他也读一些书，偶尔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也许他这辈子对印戒的保管热忱远远胜过了贵族徽章。银行蹒跚起步，自行发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职员们是否在每笔贷款业务上都恪守了“银行规定”。我觉得，要想如实描述这位外地储蓄所经理，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他经常将钞票像在合同上盖章一样地贴到吉卜赛人的脑门上，并忧喜参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荡小子诺斯蒂——“我可爱的小家伙”借款。在沙罗什和泽普林州[18]，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城市里，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城市里，他这样的人物很难存留。安德列大叔，这位“银行经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赶到单位，戴上套袖，一直誊写到夜幕降临。首都一家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为银行贷款，佩斯的经理们都是傲慢、年长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下来检查安德列大叔的业务工作；那些年长的犹太人喜欢打猎，习惯以“你”相称，爱耍绅士派头，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古怪习惯感到好笑。实际上，安德列大叔在银行经理写字台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亲在州里和庄园内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父亲需要留心的是，农民们是否按时完成了他们的交租义务。从前，农民要碾磨稻谷或交一半的收成，相当于现在付贷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他们是否向农民强征暴敛？我觉得没有。他们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们也“必须靠什么活着”。只要让农民“劳作”，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后来，当安德列大叔由于过于复杂的家庭矛盾而放弃了这个职位时，一位来自首都的金融师接替了他，那人怀揣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来到我们城市，就像一位殖民总督，结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经理显然出于善意，但过分大方地将储户们的钱大笔贷给了波兰葡萄酒经销商们，波兰人收购了当时的“山麓牌”葡萄酒，银行在那场商业游戏中损失惨重，损失数额以百万计。父亲偶尔跟我提起这事，当时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储蓄者的钱；他找到那位当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总督的首都金融机构负责人，那位以绝情著称、国际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银行行长看了那份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后耸耸肩回答：“那就让这些先生们破产吧。”我父亲不动声色地提醒他说：“这样也行，那我就把这份材料带回去；不过在平衡表上也将留下您尊贵的名字。”那位声名显赫的银行行长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按了一下桌铃，对应声进来的经理说：“我们百分之百支付。”就是这句由三个词组成的豪迈话语，让佩斯银行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储户们不仅拿回所有的存款，还得到了利息。作为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美丽传说之一，这个故事我听人讲过许多次。

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几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对面一层楼的一套三室公寓内，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很爱生气，烦躁不安；在我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像对待复活节彩蛋[19]那样小心翼翼。他有一颗骄傲而孤独的灵魂，本想当一名工程师，他对技术性的东西要比当兵在行（他在炮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想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技术领域。据说“当时大家都央求他延长服役期”，至少家里人后来都这么讲。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秉性、天赋和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非常适合军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轻视的工程师行业，他总是忐忑不安，烦躁易怒，感到受辱，总是有许多“难堪事”。总之，让人觉得他在生活中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人们对工程师和医生的职业抱有歧视，认为不适合绅士去做；出身显贵的年轻人自然应该投身法律，不应该给人灌肠或摆弄容器或游标卡尺。我们家族在上世纪末，在外地，在等级意识严重、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对我叔父的“脏躁综合征”[20]（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时年轻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21]的诊所里观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术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家的祖上是撒克逊人[22]，在17世纪移居匈牙利，忠诚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我的太祖父被利奥波德二世[23]册封为贵族，并被赐予“巴尼奥[24]伯爵·克里斯托夫”封号，主管马拉马洛什州[25]的皇家矿井。民族解放战争[26]期间，出于对匈牙利的热爱，我们家有许多家族成员参加了贝姆将军[27]率领的革命军。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维拉古什缴械[28]后遭到降职，先后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兰的皇家军团服役，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名衔，退休时官至皇家卫队长。但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家族在维也纳享有很好的声誉，被视为“忠诚分子”[29]。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为老布达总督时，曾去维也纳觐见过弗朗茨皇帝[30]。“我对匈牙利国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维也纳写信给远在马拉马洛什州的弟弟说，“在这里住宿的开销非常昂贵，每天仅客房和取暖的开销就五个福林[31]。皇帝亲切地接见了我，并且提到我们的父亲。‘对，对，’他用德语说，‘我听到不少对你的夸奖。’”很可能这位有着德国名字的官员于1828年受到皇帝亲切接见时，获得了皇帝和蔼的赞赏，并在宫廷里被划为“拉邦茨派”[32]。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家站在了起义者一边，并将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33]政府特此颁发了批文，并于1848年8月将决议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从信念和行动上看，他们都是狂热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亲和他的弟弟。当地的外族家庭对匈牙利持有的这种热烈、真诚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贵族家庭不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这些自愿融入匈牙利，并且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容忍某种与生俱来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逊铁匠，我认为，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某种特殊的、对我来讲毫不轻松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执的“责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种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共生仍无法释解的异类感和外族感。从精神上讲，我们家是复杂而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不仅是就“出生证”而言，从本质和观念上说也是这样。我们本能地回避新教徒，在社会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出于本能地回避我们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提这个。

不管别人怎么“接受他”、承认他都无济于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烦恼。即使他拥有撒克逊人的血缘、德国人的名字、奥地利的贵族名衔，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属于这个世纪末的匈牙利贵族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假如有谁能让外人感到从其骨子里散发着匈牙利贵族意识的话，那就是他了。他总是搜集家族的各种证书和纹章，喜欢绘制王冠，还将我父亲、母亲的家族纹章合二为一，设计出“统一的贵族家徽”（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那些资料，因为我母亲是摩拉维亚[34]穷磨面工的后代，我怀疑她的家族从来就没享受过贵族特权；另外，我母亲和她的亲戚们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关心）。这种“贵族行动”最终以特殊的方式使他获得了一种傲慢而焦虑的内心表达：回避州里的社交圈，从来不跟那些人为伍。他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在波斯尼亚修建铁路和隧道，后来搬到了阜姆[35]，在那里受一家法国公司委托修建了一座供电站，至今都为达尔马提亚[36]海滨提供电力。在这期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位温柔娴静的诺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剧作家的后代。我小的时候，曾在那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诺格拉德城堡和园林里度过许多个夏天。在那里，叔父带我阅读了那位古代的、拥有不羁灵魂的、在雄性时代的黄昏近乎发疯了的匈牙利天才剧作家写下的许多诗歌。正是这种“文学的亲属关系”，使叔父在我眼里顶了某种奥林匹斯的荣耀光环。事实上，他对文学懂得并不是很多。他还单身的时候，曾住在我家对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里，活得“逍遥自在”，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他雇用男仆，经常会扇仆人的耳光；由于这些原因，我小的时候很怕他，后来又对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阶层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凄楚地隐居在诺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庄里。在那里，他就跟在我们中间一样缺少“在家”的感觉，就跟他在同事们中间一样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郑重、公开的反犹分子；假如有谁提醒他说，就其本质而言，在那些愤懑挣扎的阶层之间，这种“我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姿态本身有着多么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换句话说，具有犹太特征，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震惊。

这栋楼里有两家“店”：白天，银行接待往来的客户；夜里，楼下那家被称作“咖啡馆”的简陋巢穴，通过女跑堂和赛猪游戏掏空那些游手好闲的市民的钱包。对于底层的喧哗，楼里人觉得十分自然，宽容地忍受。居民们，包括在道德问题上相当苛刻的家庭，根本不会因为楼下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这家“咖啡馆”对喜欢在白天喝咖啡、读报纸的客人们不感兴趣，因为它白天根本就不营业。到了傍晚，滚帘才会卷上去，几张铁皮桌靠墙摆放。“酒吧”里面，染过头发、穿着入时、体态丰满的女人们调蛋黄烧酒，沏俄罗斯茶。（那时候，香槟酒还属于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即使阔绰的军官们也很少能享受这样的挥霍——另外，在我们这座城市，几乎还没有“阔绰军官”这个概念，因为骑兵团驻扎在离我们五十公里外的相邻城市，而在我们那里扎营的炮兵和步兵军官们则更青睐朴实的喧闹、蛋黄烧酒和廉价葡萄酒。）光临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贩子，赶集商贾，乡村地主和来自周边地区、偶尔过一次夜生活的犹太房客。“绅士”只有酩酊大醉时才敢去那儿，这种时候，他们放下机械操控的铁皮滚帘高歌狂舞，声音大得能够吵醒睡熟的邻里；但是，对如此混乱的喧嚣，居民们不可思议地予以容忍。“咖啡馆”在楼下开了许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琐事；在这座四万人口的城市里，总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维持市民们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纳·安德拉什[37]，我从小就认识他们，能够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警察局设在一幢意大利风格、带有门廊、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不过大多数房间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带油布篷的小推车从街头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铁杆儿酒鬼们会在那里一觉睡到酒醒。卖淫，是一项较为优雅、显然也更昂贵的营生，每个夜晚都在我们楼下的“咖啡馆”里进行；有的时候，那里也发生肉搏战。有一天夜里，整栋楼都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大人、小孩都穿着睡衣拥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楼长正挥着一把扫帚揍一个穿长筒靴、留八字胡、模样简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贩子，那家伙用十个手指紧紧掐住一个麦黄色头发的咖啡馆女招待那副本应该被温情抚摸的柔软肉体。那个场面相当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觉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估计这家夜店付了银行一笔可观的租金，所以即便它这么扰乱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坏街坊邻里的安宁，银行依旧置若罔闻。很久以后，银行才跟那家夜店的老板，那个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赋的吉卜赛头领中止了合同，而且并非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因为银行要用那几间房子：这个时候，银行即便少了夜店的这笔收入，也已经能够从容运转。

为了解决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里也开了两家公开的会所：一家稍微廉价一些，简陋一些，开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致一些，俗称“官房”，开在兵器库大街的一栋平房里，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官职较高的公务员和军官。街头的情爱勾当，则在大门紧闭的两家会所之间矮房错落的鲜花大街内进行，经营者不是私人业主，就是情爱街贩。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甜蜜的地下情爱世界。光顾那里的不仅有未婚的年轻人，已婚男子和军官也不少见；偶尔，当地神学院的一些年轻僧侣师生也会鬼鬼祟祟地闪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毫无变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大门和用绿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墙，向路人们泄露了墙内的勾当。城里的绅士们在“泡完咖啡馆后”来到这里，在“沙龙”里享受午夜的欢乐，店主们经常调换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里，这种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是的，当时我还相当年少，只有十三岁；后来出于羞惭之心，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给我留下的记忆清晰而残酷。那次是楼里的一个男孩带我去的，他是香料师的儿子，一个充满野性、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个明媚、寂静的夏日午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进碉堡大街内的“廉价店”里，紧张得牙齿打颤。大门口的撞铃在走廊内回响，大门的左侧有一个挂着垂帘、堆满特蕾西娅时代家具的房间。在镶嵌玻璃窗的房门后面，有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话书中描绘的、《小红帽与大灰狼》里讲述的那只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我们并咧嘴微笑。我们朝庭院里跑去，因为香料师的儿子对这里的地形已相当熟悉，庭院的一侧有一面石墙跟街道相隔，底层和楼上的房门一字排开，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监狱或医院里那样。我们连“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只翅膀被剪、已被驯服的猫头鹰在院子里散步。后来，楼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悬廊上，她将铁罐里的水泼到庭院里，然后转身回到房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一动不动地紧贴墙壁，我那位爱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安静得真跟监狱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底层有一个房间的门被吱呀推开，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可能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我们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她的房间。朋友走在前头，我几近晕厥、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紧随其后。女人讲的是带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语，但别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她是不是年轻，是胖是瘦，金发还是黑发。房间里有一张布满污渍的长沙发，估计她刚刚起床，因为床铺上面还凌乱不堪，冒着身体的热气。铁皮盥洗池歪斜不稳地靠在墙边，墙皮剥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贴着一张用图钉固定、字母是印刷体的《卫生忠告》。我认真地阅读起来，与其说是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尴尬和局促。“用简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这是政府部门颁布的《卫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话。床前扔着几双男式皮靴。我们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朋友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如，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也很害怕；女人跟我们要了一支香烟，她坐到床沿，坐在我俩之间，微笑地望着我们俩，一声不语。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朋友给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38]的硬币，我们从房间里溜出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逃跑，天色已近黄昏。那次历险抵消了马伊·卡洛伊[39]小说里令人亢奋不已的色情描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类地方都失去了兴趣，尤其对我那位“阔绰”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发之前，他用小说般的谎言欺骗了我，“在那里面”，他跟我一样紧张得牙齿打颤，跟我一样不知实情。比方说，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触跟我们以为的截然不同（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以为，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云里雾里，所有不体面的东西纯属胡思乱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后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这是他从哪里听来的。后来，我对他的谎言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开始瞧不起他，不再乐意搭理他。

城里还住了两个“窑姐”，两位年龄较大、并不怎么漂亮的女人。她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总是一起进出，如影随行，脸上罩着面纱，戴着大风车似的帽子。她们俩在业内的男人圈里，很受城里那些风流男士们的尊重。其中一位绰号“柠檬”，另一位被学生们戏称为“橘子”。她们向那些有幸获得她们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钱数，很可能超过鲜花大街的那些情爱街贩和那些吉卜赛女郎或独身女仆。或许也正因如此，她们被赐予“窑姐”的荣衔。不管怎么说，“柠檬”和“橘子”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鲜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颇像家庭主妇、看不出具体年龄、身材丰满健硕的站街女郎，好几代男人都从她那里学到过情爱的秘诀。这位名叫“兰凯”的老姑娘，城里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认识她，就连严肃、寡言的警察们也都很怵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承认。她曾是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迟早都会跟她产生瓜葛。

但是，关于“红蟹”的传说我只是耳闻，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在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红蟹饭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欢乐谷，既神秘又华贵，城里最高雅的绅士们爱去那里。那里经常发生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我是从一位乐观开朗的叔叔那儿听说的。那家神秘的“红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们楼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为国道旁的客栈修建的，位于几公里外的城郊地带。“主顾群”的男性成员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们，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纵一下自己，他们就会到那里去。当我也开始追逐这类销魂的场所时，城外这家夜总会已经变成一家摇摇欲坠的乡村小酒馆。

婚外性生活就发生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如果谁感到了饥渴，就在这类浅浅的泥洼中解渴。“通奸”和有夫之妇的“堕落”，似乎只在小说帝国里才有。我在小的时候，从来没听大人们传过关于哪个“通奸”的“堕落妇人”的闲话；就连当地剧团的女主演们也处于严厉目光的监视之下，人们会“敌视”那些被发现“出轨”的人。

公寓很大，房间宽敞，窗户密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感觉到光线昏暗。也许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们和家庭教师一起挤在“壁龛”内，在那个拱形棚顶、没有窗户、堆满带栅栏的童床和学生桌椅的小屋里度过的。“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饭厅连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门把临街的饭厅分隔开，以防阳光投进屋内。我们就睡在那间屋里，在那里做家庭作业；倒霉或者“受罚”的时候，大人禁止我们跨出家门，我们只能在“壁龛”里游戏。似乎谁也未曾想到过，那间宽敞明亮、一个月都没人进去的“沙龙”作为孩子们的房间才更健康，更适合。可是，在家里那个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种布尔乔亚式冷漠的富丽堂皇，总让我觉得好像屋里死了什么人。“壁龛”是一间光线晦暗、没有气流的闷热小屋，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就连“家庭教师”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尽管家里在白天阳光普照，我们却应该在灯光下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