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第3/8 页)

“您是问我的年纪吗？”

“是的，您丈夫好像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就是二十六岁喽，哎呀，真是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吗？哎，可不是吗，丈夫三十岁的话，老婆也应该是这个年纪，不过还是让人吃惊啊。”

“我也是，刚才就这么觉得，”女人从男人身后探出头来，“太惊讶了。有这么好的夫人，为什么大谷先生还干这种事啊，是吧？”

“有病，他一定是有病。以前还没有这么过分，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男人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事情是这样的，夫人，”男人口气严肃起来，“我们夫妻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我和内人都来自上州[2]，别看我这样子，以前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也许由于不那么安分吧，反正是厌倦了以乡下人为食客的抠抠搜搜的小买卖，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就带着内人到东京来了。最初我们夫妻二人包吃包住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帮工，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不少的苦，好容易有了些积蓄后，大概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吧，就在中野站附近租下了现在那个寒酸的小房子，只有一间六榻榻米的房间，外带个狭窄的土间，开了一家惨淡经营的小餐馆，因为来的都是些只消费一两块钱的客人嘛。即便如此，我们夫妻一直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经营，因此，我们店的烧酒啦、杜松子酒啦都进了不少货。即便后来酒类越来越难进货了，我们也没有落到像其他餐馆那样不能不转向其他营生的田地，好歹一直经营到现在。再加上，见我们经营有方，那些平时关照我们的客人也更加热心照顾我们的生意了，有的客人还给我们介绍了所谓军官特供的酒和酒菜的路子，得以细水长流地维持下来。即便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空袭渐渐多起来以后，我们也咬牙坚持开这个店。一来我们没有碍手碍脚的孩子，二来不想回老家避难，索性就在东京这么耗着，听天由命，什么时候房子被炸毁了什么时候再说。万幸的是店铺安然无恙地熬到了战争结束，我们才大大松了口气，做起了公然从黑市进酒营业的买卖。

“长话短说吧，我们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当然，这么三言两语地一说，夫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没有遭遇什么大的坎坷，非常幸运吧。可俗话说，人这辈子就如同地狱，寸善尺魔，真是一点不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有一天——不，能有半天，就算是幸福的人了。你的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好像是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春天，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形势还没有那么糟糕——不，可能也快要战败了吧，对真实情况，或者说对于真相，我们一概不清楚，只是以为只要撑过这两三年，就能和那些国家以对等的资格议和什么的。记得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穿着一件久留米碎白点和服，披着一件外褂，那时不单是大谷先生，就连在东京，街上还很少看到有人穿着防空服，大家都穿着普通的衣服，若无其事地上街，所以我们那时也没觉得大谷先生的打扮有什么不妥当。那时，大谷先生不是一个人来的。虽然在夫人面前说这些不太合适，但还是不要藏着掖着，都说清楚的好。那时，您丈夫是跟着一位半老徐娘从后门偷偷进来的。说出来不怕您笑话，那个时候，临街的店面都是关着门的，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叫做‘关门营业’，我家的店铺也是每天店门紧闭的，只有少数熟客从后门偷偷进来。而且，客人不是坐在土间的椅子上，都是在灯光昏暗的六榻榻米房间里，悄然无声地喝个大醉而归。

“说到那位半老徐娘，不久前曾在新宿的酒吧当女招待，她还是女招待的时候，常常带些出手阔绰的客人来我们店喝酒，让他们变成店里的常客——怎么说呢，正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我们和她的关系，就属于相互利用吧。那个女人的公寓离我们店很近，所以新宿的酒吧关张后，她不再做女招待了，仍然隔三岔五带着熟悉的男人来喝酒。那时候，我们店里的存酒也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再大方的客人，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欢迎了，反而觉得增加客人是负担。只不过，这四五年来，她带来过好多花钱很大方的客人，碍于情理，这个女人介绍来的客人，我们同样从不怠慢，好酒好菜地尽心招待。所以，您的丈夫被那个女人——她叫阿秋，被她带着从后门悄悄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想什么，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请他们进了里面的房间，拿出烧酒。

“那晚，大谷先生很斯文地喝完酒，阿秋付了钱后，他们俩又从后门一起回去了。不知为何，我对那一晚大谷先生文静优雅的样子印象很深。魔鬼第一次来到人们家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装出这么一副单纯可爱的假象呢？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店就被大谷先生瞄上了。十天之后，大谷先生一个人从后门进来了，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百元的票子，那时的一百元可是一大笔数，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元，或者还要多些呢。他把那张钞票硬塞进我手里，说，你就收下吧，还不好意思地笑了。看他的样子好像已经喝了不少了，不过，夫人也知道的，他的酒量超乎常人。以为他喝醉了吧，突然又一本正经地说起话来，而且不管喝多少，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走路摇摇晃晃的时候。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正是血气方刚，能喝酒的年纪，可是像他那么能喝的太少见了。那一晚，他来我们店之前，似乎已经在别处喝了不少了，在我们家又连着喝了十多杯烧酒，从始至终都不怎么说话，我们夫妻俩跟他搭话，他也只是腼腆地笑笑，嗯嗯地点点头，最后突然问了句‘几点了’，站起身来，我说‘找你零钱’，可他说‘不用了’，我坚决地说‘这可不行’，于是他嘿嘿笑着说‘那就存你这儿吧，我下次还来喝酒’，说完他就走了。谁料想，夫人，他付给我们酒钱，前前后后都算上，那是唯一的一次，此外再也没有过。后来他就一直想方设法赖账，三年来，他是一文钱都没给过，却几乎把我们的酒全喝光了，哪有这样的人啊！”

我听了竟然忍不住笑了，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只觉得特别好笑。我赶忙用手捂住嘴，看了看老板娘，老板娘也笑着低下了头，店主人也很无奈地苦笑着说：

“哎呀，虽说压根就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可实在太荒唐，让人忍不住想笑。说实在的，他这份能耐，要是用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大臣，还是博士，都不在话下。不只是我们夫妻俩，被您丈夫瞄上后，最后被骗个精光，穷得喝西北风的肯定大有人在呢。就拿那个阿秋来说吧，就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原来的靠山也离开了她，她的钱花光了，像样的衣服也典当了，现在只能住在长排房的一间脏屋子里，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那个阿秋吧，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简直被他搞昏了头，还跟我们夫妻俩吹嘘大谷先生呢。说他出身名门，是四国的某个大名分支的大谷男爵的次子，眼下因为太浪荡，被断绝了父子关系，不过，只要他父亲一去世，他就可以和他的哥哥分遗产了。而且，此人聪明绝顶，称得上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了书，比那个叫做石川啄木[3]的大天才写得还要好。后来他又写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已然成了日本第一的大诗人。而且他还是个大学者，从学习院到一高，然后进了帝大[4]，会讲德语、法语什么的——哎呀，反正是个不得了的人物，用阿秋的话来说，简直就是神人一个。阿秋说的似乎真有其事，我向其他人一打听，他们也说，大谷先生是大谷男爵的次子，是有名的诗人。就连我老婆，都这岁数了，居然和阿秋争风吃醋起来，说什么‘出身高贵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每天盼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简直不知羞耻二字。虽说现在华族没什么身份了，可直到战争结束之前，追求女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说自己是被华族逐出家门的儿子。可笑的是，女人还就吃这套。其实嘛，用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奴性吧。

“不怕夫人你笑话，像我这样有点阅历的人，也算是老江湖了，他大谷不就是华族吗，还是四国的男爵的分支，又是次子，从身份上来说，这种人和我辈，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别可言，我自然不会那么浅薄地被他迷得颠三倒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对那位先生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每次我都下定决心，无论他怎么哀求，也不给他上酒了，然而，每当看到他像是被什么人追赶索命似的，冷不防出现在我们店里后，露出一副终于松了口气的神情，我就动摇了，不由自主地拿出酒给他了。他喝醉了也从不大吵大闹，倘若能规规矩矩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呢。他也从不吹嘘自己，从来没有自夸过自己是天才什么的，像阿秋那样的人贴在先生身边，向我们吹嘘他有多了不起时，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需要钱，想把酒钱付清了’，弄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为扫兴。虽说他至今没有给我们付过酒钱，不过那个阿秋时不时会帮他付钱。除了阿秋，还有一个女人，他一直瞒着阿秋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太太，偶尔也会和大谷先生一起来，帮他垫付不少的酒钱。我们毕竟是买卖人，要是没有人帮他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还是王公贵族，也不会让他总是这么白吃白喝啊。即使有女人不时垫付酒钱，也远远补不上他喝掉的酒钱，我们可是吃大亏了。后来听说先生的家在小金井，还有位夫人，就琢磨着去拜访一次，讨要一下酒钱。于是我就不露声色地询问大谷先生的家在哪里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了我的意图，说了好多难听的话，什么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何必这么小家子气，吵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要打探出先生的家在哪里，甚至跟踪过他两三回，可每次都被他甩掉了。

“后来，东京遭到了接连不断的空袭，不知怎么回事，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人帽闯进店里，自行打开酒柜，拿出一瓶白兰地，大口大口地站着喝完，又像一阵风似的走掉了。从来不给钱。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公开进了好多黑市上的酒菜，还挂上了条新门帘，开门迎客。虽说是个寒酸的小店，可为了招揽客人，一咬牙雇了一个女孩子。可没想到，那位魔鬼先生又出现了，现在他不带女人了，每次都带着两三个报社杂志的记者来。那些记者说，今后军人不吃香了，以前穷困潦倒的诗人开始受世人追捧了。大谷先生对那些记者大发奇谈怪论，嘴里不断冒出外国人的名字啦、英语啦，还谈什么哲学，听得人云山雾罩的。而且他经常冷不丁地站起身走出去，一去不复返。那些记者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一脸的扫兴，嘟囔着说‘那家伙去哪儿了啊，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准备离开。我赶忙说：‘请等一下，先生总是用这一招不付账的，那么酒钱就请您几位付一下吧。’有的老老实实一起凑钱付了酒钱，也有的气呼呼地说，‘让大谷付吧，我们只靠五百元过活，哪有钱给你！’对方发火，我也不发火，说：‘不行啊，您知道大谷先生已经欠了小店多少钱吗？如果您几位能帮我向大谷先生把酒钱收一些来，我宁愿把其中的一半送给各位。’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都特别吃惊说，‘什么？真没想到大谷是这么个无赖，今后再也不和他出来喝酒了。我们今天身上的钱不足百元，明日一定给您送来，今天把这个先押在这儿吧。’说着那个人就豪爽地把外褂脱下来给我。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那些记者可算是又老实又爽快了。大谷先生要是男爵的次子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长子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可怕了，还经常说些以前从不说的下流笑话。有时还突然撒酒疯，殴打带来的记者，或是吵嘴推搡。不知什么时候，他还把我们店里雇的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骗到了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愁死了。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劝那个女孩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悄悄把她送回了父母家。我对他说：‘大谷先生，我什么也不说了，只求您以后不要再来了。’可是大谷先生却卑鄙地威胁我说：‘你们卖黑酒赚了这么多钱，还有脸跟我来这套，你们干的勾当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呢。’第二天晚上，他又若无其事地来店里喝酒。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战时卖黑酒，遭了报应，才不得不受这个怪物的欺负吧。可他今晚居然干出这等苟且之事，他还算哪门子诗人、先生啊，纯粹是个小偷，因为他偷走了我们整整五千元啊！

“由于我们现在进货也要用钱，所以平日家里最多只有五百、一千元左右的现金，说实话，每天的进账都不得不转手用于进货。今晚我们家里之所以会有五千元，是因为快过年了，我去几个老主顾家里收酒钱，才好容易收来这么多。今天晚上不赶紧用这笔钱进货的话，明年正月起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这笔钱就是如此重要，我老婆在里间点清后，就把这笔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了。那个人坐在土间的餐桌前喝酒的时候大概是偷偷看见了，突然站起身冲进里间来，一声不吭地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抓起那捆五千元票子塞进外褂口袋里。趁我们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飞快地跳下土间逃走了。我大喊站住，和老婆一起拼命在后面追赶。我本想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索性喊‘抓贼’，引来路人帮我一起抓住他，可大谷先生毕竟是老主顾了，这样做也会让人觉得咱太不顾情面了，于是我们就紧追不舍，铁了心要弄清他的住处，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把那笔钱还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小本生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夫妻合力，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家，强压怒火，低声下气地请他还钱，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拿出刀来，说要捅了我，真是岂有此理！”

不知怎的，我又感到特别好笑，这回竟然笑出声了。老板娘也红着脸笑了一下。我笑得怎么也停不下来，尽管知道这样笑对老板很失礼，可我觉得可笑得不得了，呵呵地笑个不停，眼泪都笑出来了。我突然想到，丈夫诗中所写的“文明之果的大笑话”，说的大概就是我现在这种感觉吧。

<h3>

二</h3>

不言而喻，此事并非这样哈哈大笑一通就能解决的。当时，我想了想，对那两位说道：&ldquo;好吧，这件事由我来给你们一个交代，报警的事请暂缓一天吧，明日我会去贵店拜访的。&rdquo;

我详细询问了中野店铺的地点，恳请两位同意了我的建议，让他们先回去了。然后，我独自坐在寒冷的六榻榻米房间中央思考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好主意。我就站起身脱下外衣，钻进孩子的被窝里，抚摸着孩子的额头，心里想，要是天永远永远都不亮就好了。

家父以前在浅草公园的葫芦池边经营一个卖关东煮的小吃摊。母亲去世得早，我和父亲两人住在长排房里，小吃摊也是我们父女俩一起打理的。那时，现在的丈夫时常光顾小吃摊，不久，我就开始瞒着父亲与他私下约会，后来由于我怀了孕，经过几番波折，在名义上我好歹成了他的妻子，当然没有正式入籍，儿子也自然成了私生子。丈夫一出门就是三四天不回家，有时甚至一个月都不回家，也不知他在哪里，做了何事，每次回家都喝得烂醉，脸色苍白，喘着粗气，有时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眼泪扑簌簌落下；有时会突然钻进我的被中，紧紧抱住我一边说：&ldquo;啊，我完了。我害怕，我好害怕啊。我好害怕啊！快救救我！&rdquo;一边瑟瑟发抖。睡着了以后老是说梦话，或是叫唤，到第二天早上，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神情恍惚，没几天，他突然又不见了，然后又是一连三四天不回家。我丈夫的两三位出版社的熟人，担心我和儿子的生活无着，有时送些钱来给我们，多亏他们周济，我们才好歹活到今天，没有饿死。

我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猛一睁眼，看见朝阳已经从遮雨板缝隙照了进来。我起身穿好衣服，背着儿子出门了&mdash;&mdash;我现在实在无法在家里这么待着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就朝着车站方向走去，在站前的小卖部买了块糖给儿子吃，然后心血来潮地买了一张去吉祥寺的车票。上了电车，拉着吊环，默然看着电车的天花板上挂着的海报，忽然看见了丈夫的名字。那是一张某杂志的广告，丈夫好像在那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middot;维庸》[5]的长篇论文。我盯着《弗朗索瓦&middot;维庸》这个文章名和丈夫的名字，不知什么缘故竟然难过地流出了眼泪，泪眼使得海报变得模糊不清。

在吉祥寺下车之后，我背着儿子向井之头公园走去，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这里了。池畔的杉树都被砍光了，好像要在这里施工的样子，裸露的土地让人感觉心里发冷，和记忆中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

我把背上的儿子放了下来，两人坐在池边的一张破旧的长椅上，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白薯喂给儿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