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2 页)

只要看看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相片，就能看到他和劳里的相似之处——但哈罗德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劳里的生父始终是个谜。有时候我也好奇是不是劳里也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母亲总是闭口不谈他的父亲。而且，我一直记得他向里德要了一张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相片复印件。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些年的沉默是不对的。毕竟，那张稀有的艾萨克·罗布尔斯作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卖了天价。奥利芙·施洛斯理应得到她作为艺术家的声望，劳里也有权知道整个故事——然而整个故事是否真的存在呢？或者真的有艺术家声望这种东西吗？真的能透过玻璃看穿一切吗？这一切都取决于光线的角度。特雷莎·罗布尔斯目睹了匿名画画的好处，而当我读到奥利芙的故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情。就我所知，她很享受化名的创作。对她而言，创作就是一切。

露菲娜如今不在别处，她被挂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里，就在我曾看到辛兹穿着她的新羊皮外套等我的巨狮雕像后面。被私人收藏多年后，它流入了拍卖市场，被国家买下，因为美术馆希望收集更多二十世纪的艺术品。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当时也是竞拍中的劲敌，我猜里德一定在窃喜他们没有成功。他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不肯出借那张戈雅的画作。那张相片归还给了普拉多。一开始它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还是个谜，我只能猜测是萨拉给了西班牙国家画廊，她希望他们对艾萨克·罗布尔斯的兴趣不减，却不晓得那是个误会。

奎克死后的那段时光相当古怪。斯凯尔顿的展览大获成功，展览带来的关注和收入也令里德称心如意。格里真的卖掉了萨拉的房子，于是就在我得到新家的同时，劳里失去了他的家。《露菲娜与狮子》的出售令劳里和他母亲的过去，和格里，和所有事一刀两断了。或者至少，他自己是希望如此的，然而艺术几乎不会遵从人们的欲望。我猜这样一幅画已经在他身上烙下了印记，即使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露菲娜出售之后，劳里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去美国旅行。他邀请了我，但我选择留在伦敦，因为我希望待在奎克的房子里，并继续在斯凯尔顿工作。

最终，劳里没有回来。

我想说，青春的韧性在于能屈能伸。每个星期他都会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想念我，为什么我不过去——但我已经在自己想在的地方了，事实上，我对劳里的思念并不及我对工作的热爱。他告诉我要继续写作，我也一直在写。我并不想在写作和爱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对我而言，两者经常是同一回事。

那段时间是种全新的体验，对于如何缓解这些事情带来的伤痛，我全然没有经验。我的生命仿佛是一根豆茎，而我就是那个杰克，枝叶不断往上蹿，丰沛茂盛且叹为观止，我几乎跟不上它的速度。我爱过也失去过所爱；我发现了新的创意和归属感。此外，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更阴暗、更深沉的时刻——就算还没有，也是因为它还在等待——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孤独一人的那个无法磨灭的时刻。

或许我并不需要选择，或许那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二分法。无论如何，劳里的电话越来越少，接着再无音信。

我拿着钥匙去奎克的小屋那一天，带了辛兹和帕梅拉同去。房间里跟那晚救护人员用担架把奎克抬出去时一模一样。空气里还有她淡淡的“旷野”香水味。那一天很冷，已近十二月，房间里没有开暖气。我期待她的猫会在厨房里露面，但它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看。房子并不大，楼上有四间房——三间卧室，一间能在冬天把你冻成冰的浴室，里面竟装了巨大的单层玻璃和遍地的瓷砖。奎克没有多少家当。简单的床铺，漂亮的地毯，开裂的天花板。在我猜是她自己的那间房间里，窗户下摆着一张小桌子，透过那扇窗户可以俯瞰她的花园。那张小桌子上有一台打字机，她就是用它打出了文件里的那些话。我低头注视着自己，觉得它也正注视着我。

自那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好好利用那台打字机。

每当被要求回顾或反思我自己的书作时，我意识到我毕生的意义就是在试着理解我开始和玛乔丽·奎克工作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我为她写悼词开始，以及从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写作的主题、笔调和形式全都取决于我生命中那个短暂的时期。我的写作是在不断重塑着那个曾经被重塑过的我。

我经常去美术馆看画，尤其是去看《露菲娜与狮子》，跟观众们站在一起欣赏它那持久的力量。特雷莎多年前的愿望，已经以它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而最近，当我看着那对姐妹，我知道在这两双眼睛背后和那些笔墨之下藏着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如今已有一部分属于我了。一个女人，葬身于一棵橄榄树下。另一个女人离开了，独自面对未知的海洋。接下来是我。

1967年重新发现的《露菲娜与狮子》与我自身的觉醒紧密相连：我对奎克的了解，辛兹和她的宝宝，我和劳里的感情，我对写作与日俱增的信心。那幅画仿佛一颗延时的炸弹，接连爆炸——有时温柔，有时惊天动地。

去年开始，有一个问题开始萦绕在我心中，就像一头俯视着你又不让你离开的狮子一样顽固。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独享着女孩们隐藏起来的真相，这种特权和不可思议的秘密：一个十九岁女孩在她父亲租来的一个西班牙阁楼上完成了这幅画。而我在想，是否也有别的人在看着露菲娜，看着我，也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呢？这种全新的好奇，而非我来之不易的自信，促成了我写作的动力。

尽管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商榷，但我个人对此很有把握。因为如果我曾学到过什么，那就是：最终，一件艺术品的成功只是因为它的创作者——用奥利芙·施洛斯的话来说——拥有令作品诞生的信念。

奥黛尔·巴斯琴

温布尔登，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