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第1/21 页)

Ⅰ

萨拉失去了意识，脸歪向一边，一头精细的卷发已被枕头压乱，裸露大腿的伤口处涂了灼伤止痛剂。嘴里弥漫着夜里最后一杯酒的酸味。床头桌上的烟灰缸塞满了烟头，旁边是一叠侦探小说和边角卷曲的Vogue杂志。满是灰尘的地板上散落着她的衣服，这里一条宛如蜕皮后的蛇一般的长袜，那里一件逃脱中被压扁的衬衫。她的口红在罐子里融化了。房间角落，一只蜥蜴溜过瓷砖，如同眼睛眨落灰尘般轻巧。

奥利芙站在门口，手里紧攥着斯莱德艺术学院的来信。信是两周前才寄来的，但已皱如手帕，历经无数次折叠后，折痕处已油光发亮。她走到母亲的床边，在床尾坐下，又读了一遍信，尽管内容她已烂熟于心。

很荣幸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艺术学位课程……老师们对您印象深刻……饱含想象力和创意……延续学院严谨却又积极革新的传统……期待您在两周内回复我们。如有变动，敬请告知。

如果她大声读出来，萨拉也许能从房间的闷热空气中听到，那么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奥利芙就会如自己所说，一走了之。这种重磅消息，在安眠药失效前宣布大概是最合适的。奥利芙是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这封信的。她简直想跑去天空尽头大喊自己该何去何从。她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在画画，更别说她申请了艺术学校的事。但令奥利芙困扰的是，她已经习惯了把画画当成一个秘密，这既让她觉得轻松，亦是她的创作动力。这是她的迷信，一个不愿打破的习惯，于是她回来了，回到这个西班牙南部的小村庄。

她注视着母亲的睡姿，想起有一次，她在学校的美术课上画了一张萨拉的画像，然后拿给父亲看。“哦，利芙，”他说话的时候她的心怦怦直跳，脊梁上涌起一股期待感，“把它当礼物送给你妈妈吧。”

他只说了这句。给你妈妈的礼物。

她父亲总是说，女人当然可以拿起画笔作画，但实际上她们成不了杰出的艺术家。而奥利芙从来没弄清两者的区别。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画廊角落里玩耍，偷听哈罗德和客户讨论这个话题，男女客户都有——女客户们一般也同意他的意见，愿意把钱投资在年轻男人而不是女性同胞身上。艺术家的男性设定已成共识，连奥利芙不时也这么想。十九岁的她自然处于下风，大家只当她是个顽强勇敢的小摆设。但眼下的巴黎，阿丽塔·雪·吉、梅拉·奥本海姆、加布里埃尔·蒙特都在从事创作——奥利芙也亲眼见过。难道她们不算艺术家？难道普通画家和艺术家的区别仅仅存在于他人的眼光和高倍投资金额里吗？

她没法跟父母解释申请斯莱德的原因，解释她的作品集，以及那篇关于贝利尼画作中出现的背景人物的论文。她知道女性在艺术界的种种弱势，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她不明白，这股冲动到底从何而来。而尽管独立新生活唾手可得，此刻，她还是坐到了母亲的床尾。

她再次转向萨拉，想着要不要去拿粉彩笔。很久以前，母亲会拿自己的皮草或珍珠耳环打扮奥利芙，带她去康诺特省吃松饼，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看小提琴家演奏或英俊的诗人朗诵表演——这些人都是萨拉的朋友，等奥利芙长大后，她才意识到他们都是母亲的情人。近来，萨拉的举止已变得无法预料。她拒绝就医，吃药也没什么用。奥利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是母亲留下的残渣。她只能悄悄地把她画下来，如果萨拉看到那些画，大概永远不会原谅她。

长长的窗户半开着，窗帘随着一阵微风起舞。黎明的风从阿拉佐罗远处的山脉吹起一片不可思议的云海，在鸭蛋灰的天空中绘出几道金与粉的纹路。奥利芙仍攥着信，她蹑手蹑脚走到阳台，望着空旷的田野延伸到远处崎岖的山谷中，灌木丛和野雏菊摇曳其中，风筝在上空盘旋，蚱蜢在空荡荡的瓜田里拉锯般地鸣叫，公牛正在耕犁播种前的土地。

无忧无虑的兔子们蹦跃着穿过果园，远处的山坡上放牧的山羊成群结队，脖子上的铃铛即兴地响起，这浑然天成的奏鸣曲听来相当抚慰人心。忽地一声猎人枪响，惊起的鸟雀搅乱了这个巴洛克式的安达卢西亚清晨。枪声没有吵醒萨拉，但兔子们当即四散开去，这些逃生专家离开蠢蠢欲动的地表生活不见了踪影。奥利芙关上窗，窗帘随之垂落。她的母亲也许期待能在这里找到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但此地修道院的钟声里却透着一股不羁，山谷里似乎还有野狼。谷仓里徒劳的狗吠声随时会刺穿每个平静的片刻。但自从她们来到这里之后，奥利芙自己倒从本地风景和房屋中获得了意外的能量。她从果园深处的小屋里找到了一块老木板，像搬赃物一样搬到了阁楼上。她把它处理了一下打算用作画板，不过上面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她父亲迈步走进房间，他的大脚踩到床边的Vogue杂志滑了一下。奥利芙把信塞进睡衣口袋，转身回头看他。“喝了多少？”他指着熟睡的妻子问道。

“不清楚，”奥利芙说，“但我觉得比平时多。”

“Sheiße.”哈罗德只有在压力很大或很快活的时候才会用德语飙脏话。他俯身凑近萨拉，轻轻地挪开她脸上的一缕头发。这是老掉牙的动作了，奥利芙觉得恶心。

“你买到香烟了吗？”她问他。

“嗯？”

“你的烟。”昨晚，他提到过要去马拉加买烟并拜访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想发掘另一位毕加索，他笑说，好像闪电真的会劈中同一个地方两次似的。她父亲总会在这种日子里溜之大吉——他很容易厌倦，但重新出现的时候又十分需要一个听众。他们来这里不过才两天，他又故伎重施了。

“噢，”他说，“是的，在车里。”

离开房间前，哈罗德给爱妻倒了一杯水放在她的床头，在她刚好够不着的地方。

楼下的百叶窗还半开着，阴影中立着极简的家具。空气中带着点樟脑与旧雪茄的味道。这房子应该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奥利芙猜。它就像地面上的一座庞大坟墓，每一间房都以沉默迎接她的到来，殖民地风格的长长走廊，暗色硬木柜里没有一件家居用品。仿佛所有的东西都维持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模样，只有他们是过时的角色，被一堆废弃道具包围在一部客厅喜剧里。

空气中淡淡的水汽开始蒸发，奥利芙打开百叶窗，阳光顿时漂白了房间，暴晒但并不暖和的一天。窗外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山坡，延伸到下面高高的铸铁栅栏，再往前是村庄道路的起点。她望向外面，参差不齐的灌木和空空如也的花坛，还有三棵没有果实的橘子树。她的父亲说过，这些宅邸总是建在村庄之外灌溉良好的肥沃土地上。他声称，夏天来的时候，他们就能享受橄榄树与樱桃花的环抱，满园夜香草与蓝花楹，以及喷泉流水。他们会非常惬意，非常快乐。

奥利芙还穿着冬天的睡衣、长袜和麻花毛衣。石地板凉透了，光滑的大方格上仿佛刚淋过雨。去做吧，她想。告诉他你被录取了，打算离开这里。好像光凭想象，就能实现这一切似的。好像知道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做起来就会毫不吃力似的。

她在食品储藏室里找到一罐咖啡豆和一台老式但还能用的磨豆机。早餐就只能这么对付了，她和父亲决定去房子后面的露台上喝咖啡。哈罗德走到有电话的房间里。他选了这里唯一通上了发电机的房子，电话对他们来说是个惊喜，哈罗德很满足。

他用德语低声交谈，也许是跟他的某位维也纳朋友。他的语气坚决，但她没法听清楚详细对话。他们在伦敦的时候，每每得到些家乡的消息——街头斗殴、被挟持的祷告会——他就会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磨豆子的时候，奥利芙想起了她在维也纳的童年，想起旧时代与新时代，想起犹太人与基督徒，想起知识分子和异类，想起身体和灵魂。哈罗德说他们现在回去不安全，奥利芙有点不能接受。在他们迁居的地方，暴力是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