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甘蓝菜与国王(第2/18 页)

感谢您寄来的求职信和简历。

无论生命赋予人何种环境，每个人都期待成长。您显然是一位有能力、有准备的年轻女士。因此，我在此荣幸地邀请您担任打字员，试用期一周。

这份工作无疑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学习独处。如果对此没有异议，请回信告知您是否愿意接受此项安排，方便我们开展日后的工作。您的起薪是每周10英镑。

致以温暖的祝福

玛乔丽·奎克

每周10英镑。在多尔西斯工作一个星期只有6英镑，多4英镑，生活会大不一样，何况那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又朝文化、历史、艺术——这些我自小被教导为重要议题的事情更近了。粗黑的签名墨迹里，夸张的字母M和Q透着意大利式的恢宏气派。信纸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幽香，边角微微卷起，仿佛这位玛乔丽·奎克女士将它在手袋里放了一阵，才下定决心寄出来。

再见了，鞋店；再见了，我的苦差事。“我被录用了。”我对好友轻声道，“他们要我去上班。我终于被录用了。”

辛兹尖叫着伸出双臂拥抱我：“太好了!”

我哽咽了一声。“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她继续道，她脖颈后的空气闻起来好似雷雨后的西班牙港。她接过信看，然后说道：“玛乔丽·奎克，好奇怪的名字!”

我早已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让指甲尽情地掐进墙纸深处吧，奥黛尔·巴斯琴；把墙纸上的花朵摘下来吧。但，如果早知道此后会遇到的麻烦事，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你还会在1967年7月3日的星期一早晨，理理你的新帽子，整整你的多尔西斯皮鞋，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的斯凯尔顿出现，为这个叫玛乔丽·奎克的女人工作吗？

会的，我想。因为我就是奥黛尔，而奎克就是奎克。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后悔药。

2

想象中，我应该是在一个宽敞的中庭里工作，身边是其他打字员此起彼伏的啪啪嗒嗒声，然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猜其他同事都去法国那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休年假去了。斯凯尔顿的门框上装饰着金色的拉丁语“艺术征服一切”，我每天沿着石阶而上，手指掠过“征服”和“一切”，然后推开大门。门里面的世界闻起来有着旧皮革和木头打蜡的味道，进门右边是前台那张长长的桌子，背后竖立着一面墙的文件柜，里面早已塞满了晨间邮件。

从我工作的办公室望出去，视野糟糕透顶——一面被煤灰熏黑的砖墙，探头出去可以看到这道熏黑的污迹一直延伸到底下。楼下是一条小巷，隔壁楼的门房和秘书们成排站着抽烟。他们的对话我从来听不清楚，只能看到一串肢体语言构成的仪式：拍拍口袋，掏出香烟，点燃打火机，情人接吻般交头接耳，一条腿风情万种地抵着墙壁。好个隐蔽的地方。

斯凯尔顿广场紧邻着皮卡迪利广场靠河的一段。自乔治三世时就伫立在那儿了，又从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下来。巴士引擎、汽车喇叭、男孩们刺耳的牛奶叫卖声，皮卡迪利广场的嘈杂声越过屋顶飘进来。这样一个地方竟然位于伦敦西区中心地带，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油然而生。

第一个礼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跟一个叫帕梅拉·拉奇的女孩说过话。帕梅拉是接待员，在楼里的大人物们出现之前，她总是在柜台前吹着泡泡糖，手支着桌面读她的《每日快报》。她会像对待一片精巧的蕾丝一样把报纸折起来，带着一丝痛苦，仿佛被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打断了，然后才抬头看着我。“早上好，奥黛尔。”她会说。她今年二十一岁，顶着纹丝不动的蜂窝头和媲美五位法老的粗黑眼线，俨然是伦敦东区家族的后起之秀。

拉奇时髦过人，性感有余。我羡慕她的薄荷绿迷你裙和焦糖橘蝴蝶结衬衫，但我不敢那么穿。我只敢把我的时髦锁在想象里。她的口红和腮红我也想要，但我的脸一碰英国散粉就会变得很鬼畜。在阿丁霍布斯百货公司的化妆品区，我只找到了“酪乳裸”“玉米金”“杏花红”“柳叶百合”诸如此类的粗劣脸妆诗句。

我断定帕梅拉就是那种会在莱斯特广场埋头大啖腊肠欢度良宵的人。她很可能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了发蜡和根本就读不懂的低俗小说上。也许这些想法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因为帕梅拉每次看到我，都会双眼圆睁露出惊讶的表情，好像在奇怪我怎么还好意思每天回来上班，或者干脆百无聊赖地看着我的脸。有时候我抬起她右边的柜台木板进门，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她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

辛兹有一次说我的侧面看起来比较美，我说听起来好像我是枚硬币。但现在我想到了自己的两副面孔，我给帕梅拉的傲慢印象，以及还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实际上，我在拉奇这样的女孩面前会变得很拘谨。

第一周的星期四，她告诉我她一个黑人也不认识，我说来这里上班以前我也不认识姓“布莱克”的人，她似乎完全没明白我的笑点。

但除了同帕梅拉之间迂回的社交舞步外，我对这份工作满意极了。斯凯尔顿对我来说就是伊甸园，是圣地麦加，是我的彭勃利庄园，是我成真的美梦。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个打字员，还有清晨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帕尔街的路，一条金光闪闪的街道。

我的工作之一是为学者们誊写调研笔记，我同他们素昧平生，唯一的交集就是那些关于青铜雕塑或油毡浮雕版画的缭乱字迹。我很喜欢这些工作，但我主要的职责是打完桌上满满一托盘信件然后交给楼下的帕梅拉。这些信大部分都很无聊，但偶尔也有例外，比如一封写给已步入人生最后一程的阔绰老翁或老妪的请求信。“亲爱的彼得爵士，1957年我们有幸在您的阁楼中鉴定了那幅伦勃朗的杰作，不知您是否考虑将其他绝世收藏也委托给斯凯尔顿编目？”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寄给金融巨头或影业大亨的信，通知他们这里有一幅马蒂斯的画正在待价而沽，或者询问他们想不想在斯凯尔顿拥有一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房间，只要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收藏陈列其中。

这些信基本上都出自斯凯尔顿的院长埃德蒙·里德之手。帕梅拉告诉我里德今年六十岁出头，脾气很暴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负责找回那些被纳粹没收的艺术品。此外，她就对他一无所知了。对我而言，埃德蒙·里德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一位令人生畏的典型英国佬，白厅俱乐部里西装革履的精英们，吃牛排、猎狐狸的上层社会。身着挺括的三件套，精致的油头，手戴亨利叔伯们馈赠的金表。我有时会在走廊上碰到他，每一回他都看起来很吃惊，好像我正一丝不挂地在街上闲逛似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研究过这样的男性——养尊处优的绅士、家境优渥的绅士、白人绅士，他们书写世界，供其他人阅读欣赏。

斯凯尔顿有点像那个世界，那个我一直被教导去跻身的世界——誊打信件已令我觉得离它更近了一步，仿佛我在这里的工作举足轻重，而选中我也是事出有因。最棒的一点在于，我手脚麻利。一旦完成了他们的信件，我就时不时地利用空闲时间创作我自己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起头，把纸揉成一团团，确保它们全部丢进了我的手包，而不是成为留在废纸篓里的罪证。有些时候，跟我回家的手提包里尽是纸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