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文学与历史(第1/4 页)
这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讲稿。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加州最高学府之一——斯坦福大学，和各位见面。我是这么样的兴奋，在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我就想像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我那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完全一样。在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荣誉而传奇性的遭遇。今天主席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我觉得很不敢当。在纽约时，接到李玲瑶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这个题目，我非常感谢，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胜任。前天，我在凤凰城，翟孟斌先生在电话中再提醒我，这样一来，我不但感觉到不能胜任，而且非常惶恐，因为我没有资格讲这么大的题目。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份勇气，我愿意就这个题目，提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在没有开始正题之前，我愿意报告另一个感想，那就是印第安人——美国的主人，真正美洲的原居民——他们给我的印象。我参观过印第安人的废墟，也参观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也曾经和印第安人碰过面。虽然时间这么短，交谈那么少，但是印像却十分深刻。尤其是有一次在Carefree时，我去附近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印第安人废墟，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手工艺，他们现在的手工艺和六百年前的手工艺比较，无论是形式或者花纹，编织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简直完全一样。由这件小的手工艺品上，使我想到和了解到，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不能想像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会在美国政府给他们的保留区内，苟延残喘。印第安人本身的遭遇，和他们悲痛的历史，他们被欺骗、被屠杀、被羞辱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自己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的反应令人沮丧。我认为，印第安人目前面对的，不是经济或道德问题，而是灭种的威胁。我不是一个预言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和一般朋友告诉我的种种事迹作为根据。各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当然，在理论上，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赏赐的，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不是诗的，而是理性的话，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国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宇宙苍茫，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和五千亿年相比，五千年所占的是个很短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远超过白人。
这种情绪上的懵懂，使我非常难过，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遇到一些问题了。一个很突出的困惑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不能强大？我们具备了各种强大的条件。那么，一定是促使我们不强大的条件，远超过促使我们强大的条件。虽然我研究历史没有师承，是用土法炼钢的那种方式（笑声），不过我却是很认真地炼。现在我把土法炼钢的心得，向各位报告一下，提供各位一些参考，并且请各位指教。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
这个故事，我们说它是个寓言也可以。不过，无论如何，这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处，而是探索妨碍我们中华民族进步，使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能强大起来的原因何在。刚才午餐时候，几个朋友谈起求学的事情，大家都在忧愁，孩子都要上大学了，要缴很多钱。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得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
第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改变，使得君王远离人民，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
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到了十世纪宋王朝，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一去不返。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那就是说，君和臣、官和民，距离愈拉愈远。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谁也没办法想像，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仇视。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笑声）。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惟一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
我们常常说汉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好几次，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最后都被同化。好比说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他变法革新，采取汉民族的方法治理国事。又好比满清，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这两次外族最大的侵略，最后都是汉民族得到胜利。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汉文化，继承了汉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汉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吸收汉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汉民族，共同堕落。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一律都要讲汉话，而且要改成汉姓氏，然后更采用了汉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更采用了其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心胸开阔，尊卑之间的距离，也非常微弱，而现在却用人力加以破坏。
听众：请问什么叫廷杖？
柏杨：廷杖就是打屁股（笑声），四个宦官把趴在地上官员的四肢伸展开，拴起来，然后用麻袋把头套住，由两个宦官按住大腿。当皇帝宣布廷杖一百时，那么就打一百。通常廷杖不能超过一百，假如超过一百，就会死于杖下。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会察言观色，假如皇帝只是恨你，并没有杀你的意思，那么打一两百下也不会致命。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话，那么三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普通情形下，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往往用行贿的方法，施刑时听起来声音很大，看起来很痛，但不至于死，即使血肉横飞，也不至于伤到筋骨，也就是说光是痛，不会毙命。他们这些人都受过训练，他可以用一张纸包满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纸却不破。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都已经断了。在廷杖制度下，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已是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却在实行廷杖，使人叹息。
我们再回来讲刚才的主题，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土之后，对汉文化，采取抗拒态度。九十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土，九十年之后，也怎样地离开中土。对汉文化，没有受到一点感染。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新的政权，有一种腐蚀作用。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但经过一百年的政治腐蚀，到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简直几乎泯灭，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到你家里拜访，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主人学问这么高，我佩服你，羡慕你，回去之后我会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学问，住那么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住那么好的房子，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笑声）。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只好用这种情绪，使自己平衡。
第二点要报告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有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生活方式，同时并行。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过一百年左右。第三个黄金时代，应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中叶。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只有这三个黄金时代。其他的四千余年呢，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西方有位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每年都有战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一样，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而且写了一部《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初稿，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每年都有战争。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地方太大，中国和世界比较，中国就太小了。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在这么小的版图里，如果每年都有战争，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没有记载的战争，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三五十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后政权再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地，甚至永远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因之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惶惶不安。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非常开朗才对，只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忌猜，使得我们心胸，反而十分狭窄。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了，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我不知道，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战争影响水利，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接着来的是大旱灾，旱灾之后，又是大蝗灾，这样的旱灾、水灾、蝗灾，赤地千里。在历史上，「人相食」三个字，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而且患难也太久了。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我坐牢要出来的前几天，一个官员叫我，告诉我说：「报告一个好消息，你要出去了。」我说：「吃什么豆腐！」（笑声）那官员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能骗你吗？」我要求他拿证明给我看，因为我相信得太多了，受到的欺骗也太多了，每一次都失望。一个在患难中太久的人，他就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权利（笑声）。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太久的折磨，人们认为，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而外国有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做的，它会腐烂掉。我认为这不是原因，原因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笑声）。秦王朝留下来那么好的阿房宫，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那是暴政，所以放了一把火。等过几天呢，他自己也盖了一个（笑声）。再过几天呢，又来了另外一批人，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是暴政，又把它烧掉。这种不成熟的情绪，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有一句格言说，多难兴邦（笑声），我们先要了解，格言都是情绪的，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学的。「难」如果太多，就没办法兴邦（笑声）。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譬如说，「哀兵必胜」，那可不见得，哀兵失败的很多。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哪一个不是哀兵（笑声）。像迦太基对抗罗马，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而是说，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兴邦（笑声）。而中国呢，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
第三，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小自榻榻米、木屐（笑声），大至政府组织、政治制度等，却只有一点没有吸收，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而未造成阻力，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中国「官僚」这个字，不能用Bureaucrats来翻译。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蒙古人、汉人，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对藏人呢，用喇嘛教，把喇嘛请到北京来，当成大爷，极尽恭敬之能事。对蒙古人呢，用婚姻手段，把所有的皇女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子，她们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笑声），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叫我舅舅啦，叫我公公啦，等你长大以后，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公公呢。满洲人的皇女公主，绝对不嫁给汉人。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笑声）。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笑声）。他也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自然形成了官官相护，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官场现形记》，这是一本分析中国官场结构的书，你不要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这本书，而要用研究社会问题的眼光看这本书。因为官场这种关系建立，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之间的关系，更趋微妙。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是不是发现，美国的人际关系，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有出京戏《审头刺汤》，有一个法官，另有一个陪审官，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被谋杀了。在审判中，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如果是假的话，这个案子发作起来，会牵连很大，要死很多人。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年轻寡妇，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她可以嫁给他，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笑声）。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表示不愿嫁给他了，这位汤老爷马上坚持人头是假（笑声）。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是非不明地反反复复，一会人头是真，一会人头是假，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谁都搞不清楚（笑声）。官场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困扰，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学人，很多曾经回国做过事，或是将来可能回国做事，我想你遭遇的困难，不是工作的本身。比如说你要造一个原子炉，如果你根本不会，那么这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可是你要造原子炉缺个螺丝钉，管理螺丝钉的这个人呢，他请假出去了。他感冒了，当然要请假，总不能说不准感冒吧，可是事实上，他不是感冒，而是打麻将去了（笑声）。他为什么去打麻将呢？那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搞得不好，你的原子炉造成造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原子炉造不成或者是爆炸了，我一点也不在乎（笑声）。如果你说国家受了伤害，受伤害就受伤害，我还是照样做我的官。这就是官场景观，这种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病态，一直维持到国民革命军北伐，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可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侵，事实上是官场的毒素南侵。本来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的，不过一旦卷在官场里面，就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一个健康的人不能承担的程度。于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就变得跟强力胶、糨糊一样，一旦沾上，想脱也脱不掉，想甩也甩不掉。我不晓得各位回国之后有没有这样的发现，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回国，朋友请你吃饭，如果你胆敢回绝的话，那友谊从此就一笔勾销。这就是官场的习性，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官场的关系呢？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官位，更加稳固。我有个朋友回到台湾去，一些不相干的人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就托他带些东西到美国来（笑声）。这并不是他有意跟你做交换条件，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吃过一餐饭之后，就变成朋友了，朋友就要互相帮忙（笑声）。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如像你造原子炉，这原子炉很危险，是不能碰的东西，可是他会认为，我们都是朋友，碰一下有什么关系（笑声）。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他没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回复（笑声）。因为官场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有特别一套，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经常脱离方向。
第四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地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儒家这个「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那个时候，没有新兴的礼乐，必须用古时的礼乐，为了维持他的饭碗，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笑声），所以他必须崇古。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国」面前班门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笑声），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对黑人的虐待，对中国人的歧视。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充满了活泼的生命。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利不十，不开车（笑声）。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浪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笑声）。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省金钱，又可以增进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毛病，有人讲那样毛病，当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第五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
（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录音中断了。）
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生活水准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两三个孩子，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笑声）。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笑声），使我们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哄堂大笑）。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各位一定可以发现，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笑声）。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当然有种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乱、吵，和不停的内斗。
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毫不隐瞒地提出来，也是我来到美国「考察」，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