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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飞机突然发出可怕的轰鸣声。隆美尔抬头瞥了一眼，看见英军的轰炸机正从离得最近的那排山头上起飞，低飞着逼近：士兵们把它们叫“党代会”，因为它们飞行时阵列十分整齐，像战前纽伦堡游行时展示的飞机一样。“找掩护！”隆美尔喊道。他跑向一道战壕，跳了进去。

噪声太吵，倒像是寂静一片。隆美尔闭着眼睛躺着。他的胃在疼。他们从德国派来了一个医生，但隆美尔知道他唯一需要的药是胜利。他的体重掉了不少，他的制服现在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他的领口看起来太大了。他的发际线迅速地后退，头发开始变白。

今天是九月一日，一切都乱了套。之前看起来像是盟军防线中最薄弱的部分，现在越看越像是一场埋伏。本该稀疏的雷区其实部署严密，脚下的流沙让他们举步维艰，而本该被轻易攻下的阿拉姆·哈尔法岭防守十分森严。隆美尔的战略错了，他的情报错了，他的间谍错了。

轰炸机从头上飞过。隆美尔爬出战壕。他的副手和军官们纷纷从隐蔽物下出来，再次围在他身边。他举起他的望远镜远眺沙漠。几十辆装甲车静静地停在沙漠里，其中好些辆正燃烧着熊熊烈火。隆美尔想，如果敌人进攻，我们可以和他们作战，但盟军安营扎寨，按兵不动，逐个消灭德军装甲坦克，就像在桶里抓鱼一样。

情况不妙。他的先锋部队离亚历山大城只有十五英里，但他们被困住了。十五英里啊，他想。再前进十五英里，埃及就是我的了。他看着身边的军官们。像往常一样，他们的表情是他自己表情的倒影，他看着他们的脸，就看到了他们所看见的他。

那是一张被打败了的脸。

他知道这是一场噩梦，但他没法从梦中醒来。

牢房六英尺长，四英尺宽，其中一半被一张床占据。床下放着一个夜壶。墙壁是光滑的灰色石块。一个小灯泡由一根电线吊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牢房的一头是一扇门。另一头是一扇小小的方形窗户，开在比眼睛略高的位置，透过窗户他能看见明亮的蓝天。

在梦里，他想：我要快点醒来，然后就没事了。我会醒过来，会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躺在我身旁，身下是丝质的床单。我会抚摸她的乳房——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欲火焚身——然后她会醒过来，吻我，我们会喝香槟……但他没法继续想象下去，他又回到了关于牢房的梦里。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人有节奏地敲着一个低音鼓，外面的士兵正踩着鼓点踏步。这鼓声太可怕，太可怕了，嘭嘭，嘭嘭，梆梆，鼓点，士兵，近在眼前的牢房的灰墙，遥远的诱人的蓝天，他太害怕，太恐慌，只好强迫自己睁开眼睛，他醒了过来。

他环视四周，迷惑不解。他醒了，醒得很彻底，毫无疑问，梦已经结束了，但他还在一间牢房里。六英尺长，四英尺宽，其中一半被一张床占据。他从床上起来，往床下看了看。那里有一个夜壶。

他站了起来。然后他安静而镇定地开始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

耶路撒冷，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艾琳：

我今天去了西墙，它也被叫作哭墙。我和其他很多犹太人一起站在它前面，祷告。我写了一张祈愿纸条，把它塞进墙上的一条缝里。愿上帝答应我的请求。

耶路撒冷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当然我过得并不舒适。我和其他五个男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有时我有一点儿活要干，在一个作坊里打扫，而我的一个室友，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帮木匠搬木头。我很穷，像以往一样，但现在我贫穷地生活在耶路撒冷，也比富裕地生活在埃及要好。

我坐在一辆英军卡车里穿越了沙漠。他们问我如果他们没有让我搭便车，我会怎么办。当我说我会走路时，我相信他们觉得我疯了。但这是我做过的最理智的事了。

我必须告诉你，我快死了。即使我请得起医生，我的病也治不好了，我只剩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可活了。不要伤心。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幸福过。

我该告诉你我在祈愿纸条上写了什么。我请求上帝赐给我的女儿艾琳幸福。我相信他会的。